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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抓住历史机遇 积极开拓创新 创造新的辉煌——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而作
发布时间:2015-09-0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王巍    点击率: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65周年  创新工程
 
  今年,是我们的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2010年8月1日,我所曾举办了庆祝建所60周年的系列活动。从那时至今已经整整5年了。这5年,是我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5年,也是我所在建所60年的基础上,各方面取得全面发展的5年。特撰此文,对我所进入创新工程的过程以及带来的巨大变化做一回顾,以纪念建所65周年。
 
  一、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全所进入创新工程
 
  2011年春季,为了全面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学科的发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酝酿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了保证创新工程的有序进行,积累经验,院领导决定院属各单位分期分批进入工程。
 
  起初,院里决定,只让包括我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内的6个我院重点实验室首批进入创新工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马上意识到,这将会给全所的工作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影响。因为考古研究所与我院其他研究所不同,考古调查、挖掘、保护、出土文物修复和保护、出土标本的各种测试分析、出土资料的整理、报告的编写、杂志编辑出版等等,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同一部由多个零件构成的机器,一个有多个环节构成的完整链条,如果只有其中一个环节进入创新工程的话,在项目经费和收入等各个方面会显著有别于其他环节的职工,将会在整个考古研究所掀起轩然大波,会直接影响我所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鉴于此,我们积极向院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说明情况。院领导对我们的陈述表示理解,表示可以考虑我所整体进入创新工程,但担心我所难以在拟首批进入创新工程的各单位提交创新方案仅剩两周多的时间内完成全所进入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我们当即表示,一定按时完成我所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于是,我所立即动员全所科研和管理的骨干着手制定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经过全所骨干的共同努力,我们在短短的两周多时间内,完成了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的框架设计,我们的速度和方案的完备程度令院领导和院职能部门感到意外。
 
  二、客观分析形势,构架创新体系
 
  获准进入创新工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开展创新工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客观分析现状,找出发展瓶颈
 
  我们首先对阻碍考古研究所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找到以下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
 
  1.技术手段和设备落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购置这些仪器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如果不能及时更新技术手段和设备,将跟不上国际考古学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发展的步伐。在田野考古的器材设备方面,我们甚至落后于一些条件较好的省级考古机构,一度出现了“中央军的装备不如地方军”的尴尬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了我所主要基础性科研工作——田野发掘获得资料的精确度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获得的信息量,延缓了我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 
 
  2.业务经费匮乏。在我所传统的工作地区,因为经费所限,不能按照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开展考古发掘,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考古工作薄弱的地区,有丰富的考古资源亟待开发,地方研究机构也有强烈的合作愿望。然而,由于经费所限,很多项目没能实施。
 
  3.缺乏全局思考、全球视野和整体布局。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和前沿热点问题还没能进行经常性的分析和整体把握;缺乏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站在国际学术制高点上进行战略谋划的意识,以及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机构,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雄心、气魄和使命感;学者的研究多数还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所里指派的工作地点和区域,缺乏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战略高度设计和组织专题和综合性研究;在工作区域还存在一系列的学术空白,在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还没有建立起涵盖中国考古学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
 
  4.没有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自觉,勤奋者有之,懈怠者有之;职称评定和职级确定虽然强调了优先考虑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看资历、讲人情的状况。
 
  (二)构建中国考古学创新体系
 
  我们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结合我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由创新领域、创新方向和创新项目构成的三级学术创新架构,并以此作为考古研究所创新工作的指南性纲领。创新领域是最宏观的创新主题。我们确定的九大创新领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及学科建设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最需要开拓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创新方向是各创新领域内最有可能获得创新发现的研究方向。我们在40余个创新方向中选择重点,优先设计创新课题展开研究,既保持均衡发展,又寻求重点突破,并在创新研究过程中根据学科发展情况,随时调整重点,坚守学科至高点和前沿。九大创新领域及下设的创新方向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创新领域:中华文明探源及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下设创新方向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国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国史前聚落与社会演进研究、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等。
 
  第二创新领域: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青铜时代都邑综合研究、中国帝国时期都城遗址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遗址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考古学研究等。
 
  第三创新领域: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综合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古学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等。
 
  第四创新领域: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亚欧草原青铜时代综合考古学研究、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和南太平洋诸岛居民的文化来源。
 
  第五创新领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蒙古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新疆汉唐时期历史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等。
 
  第六创新领域: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创新。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等。
 
  第七创新领域:多学科结合的创新型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田野考古信息工程、古DNA技术的应用和人骨的综合研究、考古年代学研究、古人类食物状况研究、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等。
 
  第八创新领域: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创新。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文化遗产科学创新构建、实验室考古国家中心建设、馆藏文物保护、文物保护技术开发等。
 
  第九创新领域:考古资料的存储、展示、出版及宣传。下设创新方向有考古学档案数字化和馆藏文物抢救保护、考古图像及考古影像资料数据库建设、中华数字考古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建设、中国知名考古学学术品牌建设、精品学术专著出版、公共考古等。
 
  三、实施考古创新工程,促进考古研究所全面发展
 
  (一)跟踪国际前沿热点,确定重点研究领域
 
  我所围绕国际学术热点开展高水平的专题和综合研究。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农业起源与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古代城市的演进、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南岛语族起源等国际学术热点开展研究,争取掌握国际话语权。
 
  (二)全面开拓工作区域,填补多处发掘空白
 
  在创新工程支持下,我们在对传统优势领域的工作高度重视的同时,在我所中断多年或基本没有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区域如福建、海南、贵州、云南、湖北、辽宁、甘肃、新疆北疆、西藏阿里地区等,围绕重大学术课题开展了主动性发掘。5年来,我所新启动的发掘项目达2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上述地区开展的。
 
  (三)瞄准国际前沿热点问题,争取国际话语权
 
  围绕“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热点课题,我们在广西桂林、贵州平坝、海南陵水和福建三明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围绕“蒙古族起源地”这一在国际上具有重大争论的课题,我们在文献记载的蒙古族起源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与重点遗址的发掘。在西藏阿里地区,对古代象雄国的都城进行了测绘,并对象雄国的贵族墓地进行了发掘。 
 
  围绕“亚欧草原青铜时代综合考古研究”课题,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西北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石板墓进行了发掘,并对与蒙古和俄罗斯接壤的新疆东北部阿勒泰地区三海子遗址大型石堆遗迹进行了发掘。在新疆西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塔吉克自治县,对颇具特色的黑白条石遗迹和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石圈墓葬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为一度沉寂的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也彻底改变了我所对该区域几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没有丝毫发言权的状况。
 
  围绕“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课题,我们在云南东北的陆良地区开展了战国至汉代西南夷遗存的发掘与研究。
 
  (四)加强薄弱领域研究,促进学科全面发展
 
  在创新方案的框架下,我们还拓展研究领域,开展了以前较少进行的专题考古。
 
  围绕“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课题,对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首次科学发掘了汉代铜镜铸造作坊遗址,清理出铜镜铸造遗迹,出土一批铜镜范及相关遗物。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冶铜遗迹,这是我国目前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冶铜遗址。
 
  围绕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我们选派骨干赴河北泥河湾遗址群进行发掘,这是我所自20世纪70年代对山西下川遗址发掘后,时隔40年,再次主动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拓展了我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时间范围。
 
  我们启动的辽宁大连距今4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积石墓群和营口高句丽山城的发掘项目,一举改变了我所几十年来对这两类遗存发掘项目的空白,为获取关于东北亚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的话语权创造了条件。
 
  (五)设置一批研究课题,全面提升研究水平
 
  创新工程实施以来,除了大力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和相关遗址的研究工作之外,我所还在创新体系的框架下,设立了一批专题和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文物保护政策和技术、实验室考古、古文字研究、佛教考古等。这些课题的设立为全面提升我所的研究水平,提升我国考古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建设一批考古研究基地,保障田野工作持续发展
 
  根据学科创新和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需要,充分整合各方面资源,与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联合,在各地设立了一批考古研究基地。由地方单位提供基地用房、考古研究所为基地提供办公家具和生活设施及研究设备。
 
  5年来,我所新建的4000平方米的西安研究室(工作站)办公楼投入使用。我们还对既有的一些工作站或基地进行了修缮和改造,使其工作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此外,我们还与各地政府合作,新建或筹建了近20个研究基地。截至2015年12月,已经建成或可以建成的研究基地有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研究基地、内蒙古辽上京考古研究基地、辽东大连岛屿考古研究基地、鲁东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蚌埠淮河文化研究基地、福建东南考古研究基地、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中国亚欧草原文化研究中心新疆博州工作站,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洛阳龙门基地和安阳基地等。此外,内蒙古呼伦贝尔蒙古族源研究基地、山西尧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仰韶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二里头文化研究基地、海南考古研究基地、贵州考古基地等正在筹建中。这批基地的设立,彻底改善了田野考古队驻地游动不定的状况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为在这些地区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质保障,对我所今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五、购入先进设备、装备,实现研究手段更新
 
  (一)购置先进科技设备,研究手段国际一流
 
  在院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加强了科技考古研究室建设,购置了部分新设备。配备Milli Q超纯水系统、MARSTM微波消解/萃取样品预处理系统、多样品平行蒸发仪、固体激光烧蚀进样-ELAN DRC II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3110型原子吸收光谱仪(配置HGA-600型石墨炉)、ICS-5000离子色谱仪、7890/5975C气相色谱/质谱仪等仪器设备。还有扫描电子显微镜及附设的X荧光能谱仪(SEM-EDS)、三维视频显微镜、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便携式显微镜等仪器设备等。这些设备的购置和使用,彻底改变了我所以前设备陈旧落后的局面,使我所的设备和研究手段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二)更新野外工作设备,田野装备“鸟枪换炮”
 
  1.大批配置田野用车,使田野考古队成为“机动化部队”。5年来,我们根据各考古队承担的任务和现实需求,全面提升田野考古队的田野工具配置,为30多支田野考古队新配备了总计69辆田野考古用车,包括越野车和工具车各30多辆,使我所每支考古队的田野考古用车不少于两辆车,极大地改善了田野考古队的用车条件。我所还为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考古队配置了房车、卫星电话、帐篷、电视及其接收设备、电冰箱等工作和生活用具,使边疆地区进入考古“房车时代”,田野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我所田野队的车辆状况不仅大大优于国内各兄弟单位,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2.标准配置先进设备,极大提升田野考古数字化水平。我们为各田野考古队配置了全站仪、RTK、佳能5D Mark Ⅱ或Ⅲ数字照相机、索尼数字摄像机、便携式GPS。我们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积极开展GIS数据库建设并进行基础数据处理。购置并将在所有田野考古队配置六轴飞行器进行低空航拍、实验制作三维模型、生成正射影像图等,获得非常满意的成效。同时我们摸索数字摄影测量与三维建模软件技术,探索性地制作动物考古标本和佛像等的三维模型。
 
  经过5年的创新工程,在院领导的关怀下,考古研究所的设备、装备不仅全面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比肩”,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所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和设备装备的现代化已经实现!                                                                                                                                                                                                                                                              
  六、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仅有设备和研究手段等硬件条件的改善,还难以实现我们的创新目标,还需要软件即体制、机制的同步改进。
 
  (一)以研究室为创新工程的组织单位
 
  研究室是我院组织科研的基层组织,在研究所创新工程的整体布局下,负责组织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创新工作的实施。主要工作包括确定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的创新方向,组织本研究室科研人员就相关创新方向提出创新课题,对本研究室人员创新课题的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完成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创新方向年度和阶段性创新报告等。 
 
  (二)以创新项目为具体的创新工作方式
 
  按照我院要求,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均可就相关创新方向申请创新课题。创新课题组成员包括课题负责人1人和课题参加者若干人,实行创新课题负责人责任制。课题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课题科研工作的进行、课题经费的管理,以及与课题相关的人员聘用和课题结项等各项工作。
 
  (三)建立优胜劣汰的业绩评价和竞争上岗的新体制
 
  科研体制创新是创新工程的重点。我们按照我院创新工程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开展科研运作机制、岗位设置和用人机制的改革创新,明确各部门在创新架构中的位置和责任,努力探索新的科研运作模式。根据我院的规定,最多只有80%的人可以进入创新工程,而且需要动态管理,能进能出,在每年年底根据每个职工的工作业绩决定其是否能够进入创新工程。为了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我们结合我所的实际,在充分征求全所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考古研究所科研岗位工作业绩量化考核办法”,将每项工作和成果都进行量化,形成相应的分数,与每年年底以研究室为单位进行的综合考评相结合,形成了与薪酬待遇挂钩的创新评价体系。如果工作业绩与本室同仁相比居于劣势,即便是研究员也不能进入创新工程。新的评价体系和机制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实施创新工程以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极大地激发了全所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七、创新工程初见成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5年来,我们以科研工作为中心,树立精品意识,做好、做大、做强科研“主业”。我们希望通过重要遗址的发掘及其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出版,为国际学术界提供全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促进国际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田野考古硕果累累
 
  5年来,在我所各田野考古队的学者、技师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所的田野考古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仅就发掘的项目数量来说,近5年实施的发掘项目达30多项,超过我所1990~2010年的总和。无论是新发掘的遗址还是工作多年的遗址,都按照创新工程的设计,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经过近几年的工作,各项发掘都取得可喜成果。
 
  1.持续发掘项目“老树开新花”。例如,陶寺都邑遗址围绕宫殿区周围的大型沟槽状遗迹(宫城墙基?)的发现、二里头遗址早期大型多院落宫室建筑——五号宫殿的全面揭露以及用于祭祀活动的巨型坑的发掘、安阳洹北商城内南部道路网和制陶及铸铜等手工业作坊区的确认、苏州木渎春秋时期吴国城址的确认、汉长安城以北西汉时期多座大型木桥的发现、汉魏洛阳城北魏太极殿东半部及其以东的“东堂”的大规模发掘和宫室布局的厘清、河北邺城大规模佛教遗迹和大量精美佛像的出土、山西晋阳古城附近北魏童子寺依山而建的大型佛阁和壁画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内天堂和明堂及九州池的发掘、扬州城子城自战国到宋代一系列重要遗迹的发现、辽祖陵和辽上京布局的究明等。此外,为配合大遗址的保护和城市新区规划与建设而开展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殷墟、沣镐、周原、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隋唐洛阳城的大规模勘探,也都获得了重要收获。
 
  2.近年启动项目捷报频传。华南四省的多个遗址经发掘获得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一批新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或缺环,为建立和完善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探讨该地区与长江流域以及周围境外地区文化的关系乃至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山东日照尧王城是黄河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300多万平方米)龙山时代城址,是研究黄河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新资料。对安徽蚌埠双墩、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和湖北城河遗址的发掘是我所近年新开展的史前考古项目,都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在甘肃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发现的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冶铜遗址,为探讨西北地区早期冶金及其所属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西藏阿里发现的象雄国都城和贵族墓葬,使我们得以一睹曾在吐蕃之前雄踞青藏高原的古代象雄国的风采。在新疆新开展的几项发掘为研究新疆各地区与邻境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乃至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博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发掘了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文化大型石板墓葬,并对附近地区进行了区域调查,使我们全面了解了同时期遗迹点的分布状况,据此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安德罗诺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在喀什塔吉克自治县曲曼遗址发现颇具特色的用黑色和白色石块构建于地面的条状遗迹和石圈墓葬,不仅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在整个中亚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发掘者认为这些遗迹可能与拜火教的起源有关。阿勒泰三海子大型石堆遗迹的发掘,首次发现刻纹盾牌石,判明了此类遗迹并非墓葬,而是公元前8~前5世纪的高等级祭祀遗迹,发掘者认为可能与俄罗斯图瓦阿尔然大墓和中外文献记载的“独目人”或“一目国”有关。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岗嘎墓地发掘了一批9~10世纪的墓葬,埋葬习俗与其后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早期蒙古族的习俗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我们研究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3.多项发掘入选年度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5年来,我所发掘的项目中有9项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六大发现”),8项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项目是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其中,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掘还入选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二)发掘报告相继问世
 
  实施创新工程以来,我们在积极开展考古发掘项目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撰和出版。截至2014年底,我所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有《蚌埠禹会村》、《偃师商城第一卷》、《二里头(1999~2006)》、《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报告》、《拜城多岗墓地》、《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勘探报告》。其中,《二里头(1999~2006)》入选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成果。
 
  今年是创新工程实施5周年,我所将争取出版10余部考古发掘报告,即《下川遗址》、《山东旧石器文化研究》、《邕宁顶蛳山》、《敖汉兴隆沟——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发掘报告》、《辽宁大连广鹿岛区域考古调查报告》、《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喇家遗址》、《元大都》、《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河南辉县路固汉墓发掘报告》、《邺城考古发掘报告》等。此外,还有近10部考古发掘报告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前完成编撰工作,明、后年陆续出版。
 
  (三)学术论著连续出版
 
  5年来,我所出版的学术著作、论文集和图录有《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田野考古制图》、《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文化遗产研究》第2辑、《考古学视野下的城市、工艺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考古学集刊》第19集、《三代考古》第4~6辑、《昂昂溪考古文集》、《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研究》第一至三辑、《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鄂伦春自治旗卷、陈巴尔虎旗卷)》等。
 
  (四)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由我所作为主持单位或主要参加单位的国家大型研究工程项目,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工程”、“蒙古族源与元代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等都在顺利开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五)我国首部大型考古辞典——《中国考古学大辞典》问世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由我所组织139位专家历时7年撰写而成,约 170余万字,500余幅插图,40个彩版,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辞典分为《概论编》、《史前考古编》、《夏商周考古编》、《秦汉~宋元明清考古编》、《遗址与文物保护编》、《科技考古编》和附录,有各类辞条5000余个,图文并茂。该书前面有目录和辞条分类表,书末附笔画索引,提供了多种检索方法。
 
  《概论编》包括考古学分支学科、考古学时代划分、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方法、考古遗迹、考古遗物、甲骨与甲骨文、青铜器与铭文、玉器、漆器、简帛学以及考古机构与团体、重要刊物、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中国考古文博学家、重要金石学与古文字学著作等考古学史方面的内容。《史前考古编》、《夏商周考古编》和《秦汉~宋元明清考古编》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典型遗址和代表性遗物。《遗址与文物保护编》包括考古资源与文化遗产管理、文物保护与考古资源处置、遗产机构、相关法律法规与重要文件等。《科技考古编》包括考古勘探、测绘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考古、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研究、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冶金铸造、考古绘图和摄影等。附录包括1899~2012年中国考古学大事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录、全国各省区考古学会名录和全国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名录。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考古学大辞典,填补了我国考古学辞典的空白。该书揭示了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反映了最新考古收获,并追溯了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不仅是考古工作者及史学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也为广大历史研究者乃至考古爱好者了解中国考古学提供了一个途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入选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成果。
 
  (六)组织20世纪知名考古学家评选和编撰《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该丛书由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院士倡议并任总主编,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丛书收录了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数千位知名专家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经历、学术成就、治学方略、价值观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
 
  受科学出版社委托,我所于2013年着手组织20世纪知名中国考古学家的评选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考古学卷》的编撰工作。为了做好评选和编撰组织工作,我们组建了由全国各地11位中年专家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制订了入选考古学卷20世纪著名考古学家的基本要求,即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的中国考古学家或华裔外籍学者、考古学科相关领域的开创者和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须发表过学术专著(独著)或主编并出版大型考古发掘报告;6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需在某一学术领域具有突出业绩。按照这一标准,参照有关学者的学术贡献,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商议,提出初选名单,然后将初选名单发至全国各文博单位的考古学科带头人进行投票。根据投票结果,选出了118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请对这些考古学家比较熟悉的考古同仁为这些考古学家撰写传文。传文反映了入选考古学家成长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生及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不同阶段对考古学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历和学术贡献汇聚起来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历史,是考古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这次评选和概览的编撰,再次深刻体会到考古前辈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应当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八、科技考古发挥威力
 
  成立于1995年的我所科技考古中心在创新工程中得到显著发展,由建立之初仅有几个实验室发展到今天的15个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年代学研究(碳十四测年和树木年轮研究)、地理信息系统、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化学成分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绘图与照相。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设备先进、对比标本充足、科研力量雄厚、考古资料丰富、研究成果显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东亚地区最好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研究门类最为齐全的、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机构。
 
  近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推广科技考古研究,引领国内其他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主持和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积极开展科技考古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召开和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编撰出版了《科技考古》(三)和《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发表大量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院级奖励,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努力提升整个国家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研究水平。
 
  例如,碳十四测年采用系列样品分析方法推动考古学年代框架的细化和提高准确率。树木年轮研究建立了可追溯到公元前1575年的树木年轮年表。超低空遥感拍摄和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应用,使得考古遗迹现象的获取、存档、绘制和展示变得简单、快捷、准确、立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得到迅速而深入的运用。环境考古不断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如土壤微形态分析和氧碳同位素分析等,致力于遗址埋藏学分析,深化古代人地关系综合研究。人骨考古在传统形态学研究、古代人群健康状况、古代DNA等领域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强化与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相联系,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动物考古在保持传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强化相关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如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几何形态测量、牙齿切片等,同时不断细化和扩展研究内容,包括特定动物遗存鉴定、家养动物(如黄牛和家鸡)起源研究、骨器制作工艺、畜力开发等,建立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采样和实验室鉴定行业标准。植物考古的研究重点仍是农业起源问题,但研究重心由水稻和小米等主体农作物向大豆、栽培稗和块茎类等非主体农作物种类倾斜,完善考古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鉴定方法和标准,同时加强了理论探讨(例如人类耕作行为与植物驯化的关系以及在农业起源中的作用等)。木材分析在保持传统木材鉴定的基础上,开展天然有机纤维的鉴定和研究工作。2014年,以我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带头人为核心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动物和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为学术界提供了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已经比较普及,新进展体现在利用锶同位素分析技术研究古代人类迁移、生存状态和家养动物的引入和传播。冶金考古致力于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传统的研究,从技术考察(青铜器的分范、纹饰及芯撑技术)和检测分析(ICP、XRF、SEM等多种理化手段)两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陶器研究领域已经建立多个遗址的中子活化分析数据库,同时开展陶器的岩相学研究。古DNA分析不断积累古代人和动物的线粒体DNA数据,尝试选择新的遗传标记(如性别鉴定、毛色控制基因)和STR进行分析。玉石器研究领域综合运用微痕分析方法和矿物学、地球化学分析方法判断玉石器加工方式、工具性质等技术要素和复原工序、探索玉石器的原料产地。
 
  总之,科技考古中心积极发挥自身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中的领军作用,开展广泛的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学术交流,为深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九、文保中心成绩斐然
 
  为使考古学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我所于2008年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5年来,文保中心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科学体系创新研究,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技术的研究,在大遗址考古、实验室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文化遗产管理等领域,成为国内考古学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其中,承担制定的大遗址考古技术规范和考古发掘检查验收标准,成为国家文物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实验室考古理论与技术创新,开创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成为中国考古学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主持编制一系列大遗址保护规划,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界参与遗址保护规划工作;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承担各类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很好地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具有很好地示范作用。此外,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创编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文化遗产研究》,出版了《文物保护修复理论与实践》等专业书籍。
 
  十、组织学术研讨,促进研究深入
 
  自进入创新工程以来,我们以规格高、综合性强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龙头,以专题化、易组织、效率高的中小型研讨会为主干,先后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达几十个,主要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第五届生物分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国际论坛”、“中澳文化遗产论坛”、“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黑沙史前轮轴机械及相关问题国际会议”、“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中国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新疆曲曼遗址与帕米尔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日论坛”。
 
  十一、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努力提高我所的国际知名度和话语权
 
  我所积极配合我院的战略部署,不断地以实际工作推动国际知名研究所的创建。我们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推进外国考古研究,抢占学术前沿,确立我所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地位。
 
  (一)组队赴乌兹别克斯坦发掘
 
  2012年开始,我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开展“中亚考古”项目。我所组织汉唐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室对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盆地的格切佩古城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共完成测绘面积近500000平方米,勘探面积约11000平方米,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通过对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及南墙马面、西墙马面建筑遗迹的发掘,对该城址内的地层堆积、文化层的分布以及城址的结构及其变迁等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我所首次主导境外考古工作。
 
  (二)派队发掘玛雅文明核心遗址——科潘遗址
 
  自2015年夏季开始,我所在我院支持下,拟与美国哈佛大学和洪都拉斯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合作,在世界文化遗产、玛雅文明的都邑性遗址——科潘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我所将全面采用最新的调查、测绘和发掘以及记录和整理技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考古学的水平。此次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积极参与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主要文明的研究,已跻身于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发掘与研究之中,为全面开展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积极创造条件。
 
  (三)成功举办“世界考古•上海论坛”
 
  为促进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世界范围内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水平,推进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促进中国考古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办了“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我所和上海市文化局负责承办。首届论坛于2013年举办。论坛由全世界范围内遴选出的150位著名学者构成的咨询委员会推荐入选项目,20位权威专家构成的评委会经投票评选出2011~2012年度 10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9项重大考古研究成果。我国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址入选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重大研究成果。论坛邀请入选项目的负责人在论坛上介绍了各项入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以“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题的主题论坛上,邀请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权威研究者或团队负责人介绍对各个文明的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论坛还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在上海博物馆做公共考古讲座。论坛受到各国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近百位考古学者从海外赶来,与近百位国内的知名考古学家一道参加了论坛。该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赞誉,使中国考古学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一举跻身核心圈,大大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今年12月中旬,我所将在院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主办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
 
  (四)改进《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为了让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我所于2001年起创办了大型英文版学术期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每年编辑出版一卷,已经连续编辑出版了14卷,在对外宣传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始,我所与德国格鲁伊特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出版发行《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目前已申请到正式的国际刊号和国际电子刊号,在国际考古学界流行开来,成为国外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文物爱好者了解中国考古新发现、新进展的窗口。
 
  十二、公共考古蓬勃开展
 
  随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对于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日益明显,也成为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实现考古学的社会责任,普及考古成果,我所于2010年成立了公共考古研究中心。5年来,我所开展了各种公共考古活动。利用各种媒体手段,以更丰富的形式,展示考古创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识,推广文物保护理念。
 
  (一)电视专题片的合作拍摄
 
  5年来,我所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几十集专题片。其中《五千年文明见证——牛河梁揭秘》共3集,每集片长为40分钟,于2014年8月15~17日在央视“探索•发现”频道播出。专题片《2014考古进行时》第一季共7集,致力于将最优秀、最前沿的考古成果及其发掘过程及时介绍给大众,于2014年10月3~9日播出。2015年2月17~26日,央视“探索•发现”频道又播出了春节特别节目——《考古进行时》第二季,共10集,收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二)创办多个文物展览
 
  “考古中华——考古研究所建所六十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之后,几年来,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巡展,扩大了我所的社会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玉石之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于2012年在深圳博物馆新馆展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遴选殷墟发掘出土的200件文物精品,于2013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于2013年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开幕。2014年,“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在良渚博物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了二里头、夏家店、石峁、花地嘴等著名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精品,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夏代玉器展示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对全面了解夏代玉文化意义重大。 
 
  (三)举办公共考古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自2002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10余年,前10届的60项考古发现于2014年结集出版。
 
  2012年7月,举办了“中华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专家从各自的专业和角度向与会的300余名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项目的最新阶段性研究成果和各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
 
  2013年和2014年,成功举办两次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论坛主要包括:公共考古演讲、公共考古研讨会、展览参观和自由交流等环节。来自各考古机构和媒体的与会者各抒己见,畅谈中国公共考古的历史、发展现状,相互交流学习开展公共考古的经验,共同为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各个考古队还配合当地政府和媒体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公共考古活动。宣传普及考古知识和成果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已经成为全所同仁的共识。
 
  十三、办好考古杂志,服务学术研究
 
  《考古》和《考古学报》是我所负责编辑的考古学期刊,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考古》于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3年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并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是几代编辑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创新工程后,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把《考古》扩容了十六面,并采用全彩印刷,使印刷质量跨上一个新台阶。《考古学报》则继承了近70年的传统,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权威杂志的地位,并于2014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我所首批整体进入创新工程,使我所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5年来,全所同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努力拼搏,使研究所建设、田野工作、室内研究、图书资料、杂志编辑、国际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研究所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纪念建所65周年的时候,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改进不足,继续努力,把我们的研究所办得更好,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早日实现建成国际著名研究所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原文刊于:《考古》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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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动态

王巍:抓住历史机遇 积极开拓创新 创造新的辉煌——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而作

发布时间: 2015-09-09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65周年  创新工程
 
  今年,是我们的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2010年8月1日,我所曾举办了庆祝建所60周年的系列活动。从那时至今已经整整5年了。这5年,是我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5年,也是我所在建所60年的基础上,各方面取得全面发展的5年。特撰此文,对我所进入创新工程的过程以及带来的巨大变化做一回顾,以纪念建所65周年。
 
  一、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全所进入创新工程
 
  2011年春季,为了全面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学科的发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酝酿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了保证创新工程的有序进行,积累经验,院领导决定院属各单位分期分批进入工程。
 
  起初,院里决定,只让包括我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内的6个我院重点实验室首批进入创新工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马上意识到,这将会给全所的工作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影响。因为考古研究所与我院其他研究所不同,考古调查、挖掘、保护、出土文物修复和保护、出土标本的各种测试分析、出土资料的整理、报告的编写、杂志编辑出版等等,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同一部由多个零件构成的机器,一个有多个环节构成的完整链条,如果只有其中一个环节进入创新工程的话,在项目经费和收入等各个方面会显著有别于其他环节的职工,将会在整个考古研究所掀起轩然大波,会直接影响我所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鉴于此,我们积极向院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说明情况。院领导对我们的陈述表示理解,表示可以考虑我所整体进入创新工程,但担心我所难以在拟首批进入创新工程的各单位提交创新方案仅剩两周多的时间内完成全所进入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我们当即表示,一定按时完成我所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于是,我所立即动员全所科研和管理的骨干着手制定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经过全所骨干的共同努力,我们在短短的两周多时间内,完成了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的框架设计,我们的速度和方案的完备程度令院领导和院职能部门感到意外。
 
  二、客观分析形势,构架创新体系
 
  获准进入创新工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开展创新工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客观分析现状,找出发展瓶颈
 
  我们首先对阻碍考古研究所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找到以下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
 
  1.技术手段和设备落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购置这些仪器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如果不能及时更新技术手段和设备,将跟不上国际考古学界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发展的步伐。在田野考古的器材设备方面,我们甚至落后于一些条件较好的省级考古机构,一度出现了“中央军的装备不如地方军”的尴尬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了我所主要基础性科研工作——田野发掘获得资料的精确度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获得的信息量,延缓了我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 
 
  2.业务经费匮乏。在我所传统的工作地区,因为经费所限,不能按照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开展考古发掘,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考古工作薄弱的地区,有丰富的考古资源亟待开发,地方研究机构也有强烈的合作愿望。然而,由于经费所限,很多项目没能实施。
 
  3.缺乏全局思考、全球视野和整体布局。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和前沿热点问题还没能进行经常性的分析和整体把握;缺乏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站在国际学术制高点上进行战略谋划的意识,以及建成国际一流研究机构,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雄心、气魄和使命感;学者的研究多数还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所里指派的工作地点和区域,缺乏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战略高度设计和组织专题和综合性研究;在工作区域还存在一系列的学术空白,在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还没有建立起涵盖中国考古学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
 
  4.没有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自觉,勤奋者有之,懈怠者有之;职称评定和职级确定虽然强调了优先考虑研究水平和成果质量,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看资历、讲人情的状况。
 
  (二)构建中国考古学创新体系
 
  我们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结合我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由创新领域、创新方向和创新项目构成的三级学术创新架构,并以此作为考古研究所创新工作的指南性纲领。创新领域是最宏观的创新主题。我们确定的九大创新领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及学科建设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最需要开拓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创新方向是各创新领域内最有可能获得创新发现的研究方向。我们在40余个创新方向中选择重点,优先设计创新课题展开研究,既保持均衡发展,又寻求重点突破,并在创新研究过程中根据学科发展情况,随时调整重点,坚守学科至高点和前沿。九大创新领域及下设的创新方向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创新领域:中华文明探源及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下设创新方向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国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国史前聚落与社会演进研究、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等。
 
  第二创新领域: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青铜时代都邑综合研究、中国帝国时期都城遗址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遗址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考古学研究等。
 
  第三创新领域: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综合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古学研究、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等。
 
  第四创新领域: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亚欧草原青铜时代综合考古学研究、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和南太平洋诸岛居民的文化来源。
 
  第五创新领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蒙古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新疆汉唐时期历史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等。
 
  第六创新领域: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创新。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等。
 
  第七创新领域:多学科结合的创新型考古学研究。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田野考古信息工程、古DNA技术的应用和人骨的综合研究、考古年代学研究、古人类食物状况研究、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等。
 
  第八创新领域: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创新。下设创新方向有中国文化遗产科学创新构建、实验室考古国家中心建设、馆藏文物保护、文物保护技术开发等。
 
  第九创新领域:考古资料的存储、展示、出版及宣传。下设创新方向有考古学档案数字化和馆藏文物抢救保护、考古图像及考古影像资料数据库建设、中华数字考古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建设、中国知名考古学学术品牌建设、精品学术专著出版、公共考古等。
 
  三、实施考古创新工程,促进考古研究所全面发展
 
  (一)跟踪国际前沿热点,确定重点研究领域
 
  我所围绕国际学术热点开展高水平的专题和综合研究。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农业起源与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古代城市的演进、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不同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南岛语族起源等国际学术热点开展研究,争取掌握国际话语权。
 
  (二)全面开拓工作区域,填补多处发掘空白
 
  在创新工程支持下,我们在对传统优势领域的工作高度重视的同时,在我所中断多年或基本没有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区域如福建、海南、贵州、云南、湖北、辽宁、甘肃、新疆北疆、西藏阿里地区等,围绕重大学术课题开展了主动性发掘。5年来,我所新启动的发掘项目达2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上述地区开展的。
 
  (三)瞄准国际前沿热点问题,争取国际话语权
 
  围绕“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国际热点课题,我们在广西桂林、贵州平坝、海南陵水和福建三明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围绕“蒙古族起源地”这一在国际上具有重大争论的课题,我们在文献记载的蒙古族起源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与重点遗址的发掘。在西藏阿里地区,对古代象雄国的都城进行了测绘,并对象雄国的贵族墓地进行了发掘。 
 
  围绕“亚欧草原青铜时代综合考古研究”课题,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西北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石板墓进行了发掘,并对与蒙古和俄罗斯接壤的新疆东北部阿勒泰地区三海子遗址大型石堆遗迹进行了发掘。在新疆西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塔吉克自治县,对颇具特色的黑白条石遗迹和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石圈墓葬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为一度沉寂的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资料,也彻底改变了我所对该区域几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没有丝毫发言权的状况。
 
  围绕“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课题,我们在云南东北的陆良地区开展了战国至汉代西南夷遗存的发掘与研究。
 
  (四)加强薄弱领域研究,促进学科全面发展
 
  在创新方案的框架下,我们还拓展研究领域,开展了以前较少进行的专题考古。
 
  围绕“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课题,对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首次科学发掘了汉代铜镜铸造作坊遗址,清理出铜镜铸造遗迹,出土一批铜镜范及相关遗物。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冶铜遗迹,这是我国目前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冶铜遗址。
 
  围绕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学术课题,我们选派骨干赴河北泥河湾遗址群进行发掘,这是我所自20世纪70年代对山西下川遗址发掘后,时隔40年,再次主动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拓展了我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时间范围。
 
  我们启动的辽宁大连距今4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积石墓群和营口高句丽山城的发掘项目,一举改变了我所几十年来对这两类遗存发掘项目的空白,为获取关于东北亚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的话语权创造了条件。
 
  (五)设置一批研究课题,全面提升研究水平
 
  创新工程实施以来,除了大力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和相关遗址的研究工作之外,我所还在创新体系的框架下,设立了一批专题和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与文物保护政策和技术、实验室考古、古文字研究、佛教考古等。这些课题的设立为全面提升我所的研究水平,提升我国考古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建设一批考古研究基地,保障田野工作持续发展
 
  根据学科创新和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需要,充分整合各方面资源,与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联合,在各地设立了一批考古研究基地。由地方单位提供基地用房、考古研究所为基地提供办公家具和生活设施及研究设备。
 
  5年来,我所新建的4000平方米的西安研究室(工作站)办公楼投入使用。我们还对既有的一些工作站或基地进行了修缮和改造,使其工作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此外,我们还与各地政府合作,新建或筹建了近20个研究基地。截至2015年12月,已经建成或可以建成的研究基地有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研究基地、内蒙古辽上京考古研究基地、辽东大连岛屿考古研究基地、鲁东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蚌埠淮河文化研究基地、福建东南考古研究基地、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中国亚欧草原文化研究中心新疆博州工作站,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洛阳龙门基地和安阳基地等。此外,内蒙古呼伦贝尔蒙古族源研究基地、山西尧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仰韶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二里头文化研究基地、海南考古研究基地、贵州考古基地等正在筹建中。这批基地的设立,彻底改善了田野考古队驻地游动不定的状况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为在这些地区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质保障,对我所今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五、购入先进设备、装备,实现研究手段更新
 
  (一)购置先进科技设备,研究手段国际一流
 
  在院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加强了科技考古研究室建设,购置了部分新设备。配备Milli Q超纯水系统、MARSTM微波消解/萃取样品预处理系统、多样品平行蒸发仪、固体激光烧蚀进样-ELAN DRC II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3110型原子吸收光谱仪(配置HGA-600型石墨炉)、ICS-5000离子色谱仪、7890/5975C气相色谱/质谱仪等仪器设备。还有扫描电子显微镜及附设的X荧光能谱仪(SEM-EDS)、三维视频显微镜、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便携式显微镜等仪器设备等。这些设备的购置和使用,彻底改变了我所以前设备陈旧落后的局面,使我所的设备和研究手段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二)更新野外工作设备,田野装备“鸟枪换炮”
 
  1.大批配置田野用车,使田野考古队成为“机动化部队”。5年来,我们根据各考古队承担的任务和现实需求,全面提升田野考古队的田野工具配置,为30多支田野考古队新配备了总计69辆田野考古用车,包括越野车和工具车各30多辆,使我所每支考古队的田野考古用车不少于两辆车,极大地改善了田野考古队的用车条件。我所还为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考古队配置了房车、卫星电话、帐篷、电视及其接收设备、电冰箱等工作和生活用具,使边疆地区进入考古“房车时代”,田野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我所田野队的车辆状况不仅大大优于国内各兄弟单位,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2.标准配置先进设备,极大提升田野考古数字化水平。我们为各田野考古队配置了全站仪、RTK、佳能5D Mark Ⅱ或Ⅲ数字照相机、索尼数字摄像机、便携式GPS。我们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积极开展GIS数据库建设并进行基础数据处理。购置并将在所有田野考古队配置六轴飞行器进行低空航拍、实验制作三维模型、生成正射影像图等,获得非常满意的成效。同时我们摸索数字摄影测量与三维建模软件技术,探索性地制作动物考古标本和佛像等的三维模型。
 
  经过5年的创新工程,在院领导的关怀下,考古研究所的设备、装备不仅全面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比肩”,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所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和设备装备的现代化已经实现!                                                                                                                                                                                                                                                              
  六、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仅有设备和研究手段等硬件条件的改善,还难以实现我们的创新目标,还需要软件即体制、机制的同步改进。
 
  (一)以研究室为创新工程的组织单位
 
  研究室是我院组织科研的基层组织,在研究所创新工程的整体布局下,负责组织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创新工作的实施。主要工作包括确定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的创新方向,组织本研究室科研人员就相关创新方向提出创新课题,对本研究室人员创新课题的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完成本研究室研究领域内创新方向年度和阶段性创新报告等。 
 
  (二)以创新项目为具体的创新工作方式
 
  按照我院要求,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均可就相关创新方向申请创新课题。创新课题组成员包括课题负责人1人和课题参加者若干人,实行创新课题负责人责任制。课题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课题科研工作的进行、课题经费的管理,以及与课题相关的人员聘用和课题结项等各项工作。
 
  (三)建立优胜劣汰的业绩评价和竞争上岗的新体制
 
  科研体制创新是创新工程的重点。我们按照我院创新工程的指导性意见,积极开展科研运作机制、岗位设置和用人机制的改革创新,明确各部门在创新架构中的位置和责任,努力探索新的科研运作模式。根据我院的规定,最多只有80%的人可以进入创新工程,而且需要动态管理,能进能出,在每年年底根据每个职工的工作业绩决定其是否能够进入创新工程。为了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我们结合我所的实际,在充分征求全所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考古研究所科研岗位工作业绩量化考核办法”,将每项工作和成果都进行量化,形成相应的分数,与每年年底以研究室为单位进行的综合考评相结合,形成了与薪酬待遇挂钩的创新评价体系。如果工作业绩与本室同仁相比居于劣势,即便是研究员也不能进入创新工程。新的评价体系和机制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实施创新工程以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极大地激发了全所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七、创新工程初见成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5年来,我们以科研工作为中心,树立精品意识,做好、做大、做强科研“主业”。我们希望通过重要遗址的发掘及其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的出版,为国际学术界提供全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促进国际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田野考古硕果累累
 
  5年来,在我所各田野考古队的学者、技师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所的田野考古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仅就发掘的项目数量来说,近5年实施的发掘项目达30多项,超过我所1990~2010年的总和。无论是新发掘的遗址还是工作多年的遗址,都按照创新工程的设计,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经过近几年的工作,各项发掘都取得可喜成果。
 
  1.持续发掘项目“老树开新花”。例如,陶寺都邑遗址围绕宫殿区周围的大型沟槽状遗迹(宫城墙基?)的发现、二里头遗址早期大型多院落宫室建筑——五号宫殿的全面揭露以及用于祭祀活动的巨型坑的发掘、安阳洹北商城内南部道路网和制陶及铸铜等手工业作坊区的确认、苏州木渎春秋时期吴国城址的确认、汉长安城以北西汉时期多座大型木桥的发现、汉魏洛阳城北魏太极殿东半部及其以东的“东堂”的大规模发掘和宫室布局的厘清、河北邺城大规模佛教遗迹和大量精美佛像的出土、山西晋阳古城附近北魏童子寺依山而建的大型佛阁和壁画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内天堂和明堂及九州池的发掘、扬州城子城自战国到宋代一系列重要遗迹的发现、辽祖陵和辽上京布局的究明等。此外,为配合大遗址的保护和城市新区规划与建设而开展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殷墟、沣镐、周原、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隋唐洛阳城的大规模勘探,也都获得了重要收获。
 
  2.近年启动项目捷报频传。华南四省的多个遗址经发掘获得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一批新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或缺环,为建立和完善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探讨该地区与长江流域以及周围境外地区文化的关系乃至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山东日照尧王城是黄河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300多万平方米)龙山时代城址,是研究黄河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新资料。对安徽蚌埠双墩、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和湖北城河遗址的发掘是我所近年新开展的史前考古项目,都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在甘肃黑水国西城驿遗址发现的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冶铜遗址,为探讨西北地区早期冶金及其所属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西藏阿里发现的象雄国都城和贵族墓葬,使我们得以一睹曾在吐蕃之前雄踞青藏高原的古代象雄国的风采。在新疆新开展的几项发掘为研究新疆各地区与邻境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乃至在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博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发掘了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文化大型石板墓葬,并对附近地区进行了区域调查,使我们全面了解了同时期遗迹点的分布状况,据此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安德罗诺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在喀什塔吉克自治县曲曼遗址发现颇具特色的用黑色和白色石块构建于地面的条状遗迹和石圈墓葬,不仅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在整个中亚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发掘者认为这些遗迹可能与拜火教的起源有关。阿勒泰三海子大型石堆遗迹的发掘,首次发现刻纹盾牌石,判明了此类遗迹并非墓葬,而是公元前8~前5世纪的高等级祭祀遗迹,发掘者认为可能与俄罗斯图瓦阿尔然大墓和中外文献记载的“独目人”或“一目国”有关。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岗嘎墓地发掘了一批9~10世纪的墓葬,埋葬习俗与其后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早期蒙古族的习俗有很多相似之处,为我们研究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3.多项发掘入选年度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5年来,我所发掘的项目中有9项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六大发现”),8项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项目是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其中,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掘还入选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二)发掘报告相继问世
 
  实施创新工程以来,我们在积极开展考古发掘项目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撰和出版。截至2014年底,我所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有《蚌埠禹会村》、《偃师商城第一卷》、《二里头(1999~2006)》、《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报告》、《拜城多岗墓地》、《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勘探报告》。其中,《二里头(1999~2006)》入选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成果。
 
  今年是创新工程实施5周年,我所将争取出版10余部考古发掘报告,即《下川遗址》、《山东旧石器文化研究》、《邕宁顶蛳山》、《敖汉兴隆沟——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发掘报告》、《辽宁大连广鹿岛区域考古调查报告》、《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喇家遗址》、《元大都》、《安阳孝民屯商代墓葬发掘报告》、《河南辉县路固汉墓发掘报告》、《邺城考古发掘报告》等。此外,还有近10部考古发掘报告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前完成编撰工作,明、后年陆续出版。
 
  (三)学术论著连续出版
 
  5年来,我所出版的学术著作、论文集和图录有《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田野考古制图》、《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文化遗产研究》第2辑、《考古学视野下的城市、工艺传统与中西文化交流》、《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考古学集刊》第19集、《三代考古》第4~6辑、《昂昂溪考古文集》、《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研究》第一至三辑、《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鄂伦春自治旗卷、陈巴尔虎旗卷)》等。
 
  (四)研究项目进展顺利
 
  由我所作为主持单位或主要参加单位的国家大型研究工程项目,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工程”、“蒙古族源与元代帝陵综合研究项目”等都在顺利开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五)我国首部大型考古辞典——《中国考古学大辞典》问世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由我所组织139位专家历时7年撰写而成,约 170余万字,500余幅插图,40个彩版,2014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辞典分为《概论编》、《史前考古编》、《夏商周考古编》、《秦汉~宋元明清考古编》、《遗址与文物保护编》、《科技考古编》和附录,有各类辞条5000余个,图文并茂。该书前面有目录和辞条分类表,书末附笔画索引,提供了多种检索方法。
 
  《概论编》包括考古学分支学科、考古学时代划分、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方法、考古遗迹、考古遗物、甲骨与甲骨文、青铜器与铭文、玉器、漆器、简帛学以及考古机构与团体、重要刊物、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中国考古文博学家、重要金石学与古文字学著作等考古学史方面的内容。《史前考古编》、《夏商周考古编》和《秦汉~宋元明清考古编》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典型遗址和代表性遗物。《遗址与文物保护编》包括考古资源与文化遗产管理、文物保护与考古资源处置、遗产机构、相关法律法规与重要文件等。《科技考古编》包括考古勘探、测绘和地理信息系统、遥感考古、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研究、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冶金铸造、考古绘图和摄影等。附录包括1899~2012年中国考古学大事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录、全国各省区考古学会名录和全国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名录。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考古学大辞典,填补了我国考古学辞典的空白。该书揭示了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反映了最新考古收获,并追溯了中国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不仅是考古工作者及史学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也为广大历史研究者乃至考古爱好者了解中国考古学提供了一个途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入选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成果。
 
  (六)组织20世纪知名考古学家评选和编撰《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该丛书由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院士倡议并任总主编,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丛书收录了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数千位知名专家学者,展示他们的求学经历、学术成就、治学方略、价值观念,彰显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
 
  受科学出版社委托,我所于2013年着手组织20世纪知名中国考古学家的评选和《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考古学卷》的编撰工作。为了做好评选和编撰组织工作,我们组建了由全国各地11位中年专家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制订了入选考古学卷20世纪著名考古学家的基本要求,即中国内地及港澳台的中国考古学家或华裔外籍学者、考古学科相关领域的开创者和具有卓越贡献的学者。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须发表过学术专著(独著)或主编并出版大型考古发掘报告;6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的学者,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需在某一学术领域具有突出业绩。按照这一标准,参照有关学者的学术贡献,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商议,提出初选名单,然后将初选名单发至全国各文博单位的考古学科带头人进行投票。根据投票结果,选出了118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请对这些考古学家比较熟悉的考古同仁为这些考古学家撰写传文。传文反映了入选考古学家成长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生及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不同阶段对考古学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历和学术贡献汇聚起来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历史,是考古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这次评选和概览的编撰,再次深刻体会到考古前辈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应当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八、科技考古发挥威力
 
  成立于1995年的我所科技考古中心在创新工程中得到显著发展,由建立之初仅有几个实验室发展到今天的15个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年代学研究(碳十四测年和树木年轮研究)、地理信息系统、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化学成分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绘图与照相。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设备先进、对比标本充足、科研力量雄厚、考古资料丰富、研究成果显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东亚地区最好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研究门类最为齐全的、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机构。
 
  近5年来,科技考古中心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推广科技考古研究,引领国内其他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主持和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级课题,积极开展科技考古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召开和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编撰出版了《科技考古》(三)和《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发表大量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级和院级奖励,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努力提升整个国家考古发掘和科技考古研究水平。
 
  例如,碳十四测年采用系列样品分析方法推动考古学年代框架的细化和提高准确率。树木年轮研究建立了可追溯到公元前1575年的树木年轮年表。超低空遥感拍摄和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应用,使得考古遗迹现象的获取、存档、绘制和展示变得简单、快捷、准确、立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得到迅速而深入的运用。环境考古不断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如土壤微形态分析和氧碳同位素分析等,致力于遗址埋藏学分析,深化古代人地关系综合研究。人骨考古在传统形态学研究、古代人群健康状况、古代DNA等领域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强化与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相联系,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动物考古在保持传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强化相关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如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几何形态测量、牙齿切片等,同时不断细化和扩展研究内容,包括特定动物遗存鉴定、家养动物(如黄牛和家鸡)起源研究、骨器制作工艺、畜力开发等,建立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采样和实验室鉴定行业标准。植物考古的研究重点仍是农业起源问题,但研究重心由水稻和小米等主体农作物向大豆、栽培稗和块茎类等非主体农作物种类倾斜,完善考古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鉴定方法和标准,同时加强了理论探讨(例$L酞尩E$L酞尩吖叵狄约霸谂┮灯鹪粗械淖饔玫)。木材分析在保持传统木材鉴定的基础上,开展天然有机纤维的鉴定和研究工作。2014年,以我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带头人为核心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动物和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为学术界提供了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已经比较普及,新进展体现在利用锶同位素分析技术研究古代人类迁移、生存状态和家养动物的引入和传播。冶金考古致力于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传统的研究,从技术考察(青铜器的分范、纹饰及芯撑技术)和检测分析(ICP、XRF、SEM等多种理化手段)两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陶器研究领域已经建立多个遗址的中子活化分析数据库,同时开展陶器的岩相学研究。古DNA分析不断积累古代人和动物的线粒体DNA数据,尝试选择新的遗传标记(如性别鉴定、毛色控制基因)和STR进行分析。玉石器研究领域综合运用微痕分析方法和矿物学、地球化学分析方法判断玉石器加工方式、工具性质等技术要素和复原工序、探索玉石器的原料产地。
 
  总之,科技考古中心积极发挥自身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中的领军作用,开展广泛的多学科合作和跨学科学术交流,为深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九、文保中心成绩斐然
 
  为使考古学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我所于2008年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5年来,文保中心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科学体系创新研究,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技术的研究,在大遗址考古、实验室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文化遗产管理等领域,成为国内考古学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其中,承担制定的大遗址考古技术规范和考古发掘检查验收标准,成为国家文物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实验室考古理论与技术创新,开创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成为中国考古学转型发展的重要支点;主持编制一系列大遗址保护规划,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界参与遗址保护规划工作;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承担各类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很好地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具有很好地示范作用。此外,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创编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文化遗产研究》,出版了《文物保护修复理论与实践》等专业书籍。
 
  十、组织学术研讨,促进研究深入
 
  自进入创新工程以来,我们以规格高、综合性强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为龙头,以专题化、易组织、效率高的中小型研讨会为主干,先后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达几十个,主要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第五届生物分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国际论坛”、“中澳文化遗产论坛”、“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黑沙史前轮轴机械及相关问题国际会议”、“十至十二世纪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中国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多维视域下的当代考古学学术研讨会”、“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新疆曲曼遗址与帕米尔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日论坛”。
 
  十一、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努力提高我所的国际知名度和话语权
 
  我所积极配合我院的战略部署,不断地以实际工作推动国际知名研究所的创建。我们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推进外国考古研究,抢占学术前沿,确立我所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地位。
 
  (一)组队赴乌兹别克斯坦发掘
 
  2012年开始,我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合作开展“中亚考古”项目。我所组织汉唐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室对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盆地的格切佩古城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共完成测绘面积近500000平方米,勘探面积约11000平方米,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通过对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及南墙马面、西墙马面建筑遗迹的发掘,对该城址内的地层堆积、文化层的分布以及城址的结构及其变迁等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我所首次主导境外考古工作。
 
  (二)派队发掘玛雅文明核心遗址——科潘遗址
 
  自2015年夏季开始,我所在我院支持下,拟与美国哈佛大学和洪都拉斯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合作,在世界文化遗产、玛雅文明的都邑性遗址——科潘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我所将全面采用最新的调查、测绘和发掘以及记录和整理技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考古学的水平。此次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积极参与中华文明之外的其他主要文明的研究,已跻身于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发掘与研究之中,为全面开展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积极创造条件。
 
  (三)成功举办“世界考古•上海论坛”
 
  为促进国际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世界范围内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水平,推进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促进中国考古学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办了“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我所和上海市文化局负责承办。首届论坛于2013年举办。论坛由全世界范围内遴选出的150位著名学者构成的咨询委员会推荐入选项目,20位权威专家构成的评委会经投票评选出2011~2012年度 10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9项重大考古研究成果。我国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址入选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重大研究成果。论坛邀请入选项目的负责人在论坛上介绍了各项入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以“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题的主题论坛上,邀请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权威研究者或团队负责人介绍对各个文明的最新发掘和研究成果。论坛还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在上海博物馆做公共考古讲座。论坛受到各国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近百位考古学者从海外赶来,与近百位国内的知名考古学家一道参加了论坛。该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赞誉,使中国考古学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一举跻身核心圈,大大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今年12月中旬,我所将在院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主办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
 
  (四)改进《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为了让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我所于2001年起创办了大型英文版学术期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每年编辑出版一卷,已经连续编辑出版了14卷,在对外宣传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始,我所与德国格鲁伊特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出版发行《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目前已申请到正式的国际刊号和国际电子刊号,在国际考古学界流行开来,成为国外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文物爱好者了解中国考古新发现、新进展的窗口。
 
  十二、公共考古蓬勃开展
 
  随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对于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日益明显,也成为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实现考古学的社会责任,普及考古成果,我所于2010年成立了公共考古研究中心。5年来,我所开展了各种公共考古活动。利用各种媒体手段,以更丰富的形式,展示考古创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识,推广文物保护理念。
 
  (一)电视专题片的合作拍摄
 
  5年来,我所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几十集专题片。其中《五千年文明见证——牛河梁揭秘》共3集,每集片长为40分钟,于2014年8月15~17日在央视“探索•发现”频道播出。专题片《2014考古进行时》第一季共7集,致力于将最优秀、最前沿的考古成果及其发掘过程及时介绍给大众,于2014年10月3~9日播出。2015年2月17~26日,央视“探索•发现”频道又播出了春节特别节目——《考古进行时》第二季,共10集,收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二)创办多个文物展览
 
  “考古中华——考古研究所建所六十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之后,几年来,在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巡展,扩大了我所的社会影响,获得了广泛好评。“玉石之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于2012年在深圳博物馆新馆展出。“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遴选殷墟发掘出土的200件文物精品,于2013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天地之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与西周玉器精品展”,于2013年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开幕。2014年,“玉魂国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国文明展”在良渚博物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了二里头、夏家店、石峁、花地嘴等著名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精品,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夏代玉器展示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对全面了解夏代玉文化意义重大。 
 
  (三)举办公共考古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自2002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10余年,前10届的60项考古发现于2014年结集出版。
 
  2012年7月,举办了“中华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专家从各自的专业和角度向与会的300余名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项目的最新阶段性研究成果和各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
 
  2013年和2014年,成功举办两次中国公共考古——仰韶论坛。论坛主要包括:公共考古演讲、公共考古研讨会、展览参观和自由交流等环节。来自各考古机构和媒体的与会者各抒己见,畅谈中国公共考古的历史、发展现状,相互交流学习开展公共考古的经验,共同为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各个考古队还配合当地政府和媒体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公共考古活动。宣传普及考古知识和成果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意识已经成为全所同仁的共识。
 
  十三、办好考古杂志,服务学术研究
 
  《考古》和《考古学报》是我所负责编辑的考古学期刊,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考古》于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13年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并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是几代编辑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创新工程后,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把《考古》扩容了十六面,并采用全彩印刷,使印刷质量跨上一个新台阶。《考古学报》则继承了近70年的传统,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权威杂志的地位,并于2014年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我所首批整体进入创新工程,使我所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5年来,全所同仁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努力拼搏,使研究所建设、田野工作、室内研究、图书资料、杂志编辑、国际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研究所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纪念建所65周年的时候,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改进不足,继续努力,把我们的研究所办得更好,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为早日实现建成国际著名研究所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原文刊于:《考古》2015年第8期)
 
 
 
 
 

作者:王巍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