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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我从宿白师学版本
发布时间:2017-08-03    文章出处:“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玉范    点击率: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较广博,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筑,是当今我国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视考古学的实践,又重视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两者结合,对于文献的研究,先生常说,对于出土文物而言,历史文献可以帮助你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线索和根据。先生对中国古代印刷术和古籍版本学也颇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学及古籍目录学的代表著作。我虽是考古专业毕业,但我跟先生真正学习的却是版本学。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导,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听先生的佛教目录学课程。我的研究题目许多都是先生指导的。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水平和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分不开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期间先生学习多门课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学、中国古代神话、卜辞研究、金石学,还有版本目录学。194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得我国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樨轩的藏书9千多种。这些书一直没有编目。抗战胜利以后,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图书馆,参加李盛铎藏书编目。多年的编目工作,使得先生对李氏书非常熟悉,在李氏书编成书本目录时,先生在为李氏书目起草的引言中对李氏书做了十分正确的评价:“李氏木樨轩藏书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批书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李盛铎氏是一个近代最负重望的的藏书家,……尽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书,又因光绪年间出使日本……尽购国内不常见或久佚之书以归。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鲜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后,旅居京津,又经常到琉璃厂访书,当时著名私家藏书散入厂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藏书中的精华亦多转归李氏。他又喜欢校勘书籍,数十年如一日,一书一校再校至于三四校,牢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不轻下断语,每书后多自写题跋,述得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遗事甚详,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在近代藏书家中,方面既广,质量又高,当首推李氏矣。”此文对李氏书中纯版本性的古书,包括佛教经典的古籍、应用科学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题跋本都做了论述和评说,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看出先生对李氏书研究情况。在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中,收录先生撰写的朝鲜、日本版部分。不仅如此,先生对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编,1956年

  壹  初学版本

  1973年我从郑州市博物馆调回北大,在图书馆善本室工作。当时由于原来负责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师去劳动锻炼,就我一个人负责,既管库取书,又借阅。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天还是搞运动、开会,到图书馆读书的人不多,但先生却是善本室的常客,他为教学和研究经常查阅古籍,于是我有了请教先生的机会。我是考古专业毕业,对图书馆并不熟悉,先生给我订了学习计划,让我先读几本书,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刘国均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先生的《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等。我认真的读并仔细做笔记。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图书馆,手里拿着一个很破旧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30年代赵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孙作云先生的听课笔记,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虽是听课笔记,字迹比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学、目录学,还有关于词曲的内容,其中也有孙先生的按语。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仔细地抄写,到1978年我把笔记全部抄完,还给先生,先生说,孙先生已作古,啥时候给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还看了我抄的笔记,中间有我不懂画问号的地方,先生用铅笔注出,并改正其中的错别字。这些书籍的学习,为我奠定了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先生告我说,北大的善本藏书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书,要研究。


《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


赵万里先生

  1981年,我从原北大藏的善本书中找到《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此书是李盛铎手稿,全书24册,黄绿格纸书写,行草,其中勾画涂抹处不少,大都记述原书序跋、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等。我把书拿给先生看,我问先生,李氏的手稿为什么在老北大的书中,而不在李氏书中?先生说,李氏书也有少量散出,此书建国初期由科学院图书馆购得,因李氏书藏在北大,承科学院图书馆转让给北大图书馆。又说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来,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也要加进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题记也要辑录出来。先生说,“提要”之名不正确,是图书馆编目时自定的,称“书录”比较恰当;如再加入“题记”,可称作《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一边核对书籍一边整理,有问题便请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整理对我来说是业务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贰  先生指导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来《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先生说,“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原是《永乐大典·顺天府》记载的,李氏书中的抄本《顺天府志》是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孤本,仅存八卷,很重要,让我好好看看。我仔细读了先生的文章。居庸关过街塔,即“居庸关云台”,1961年3月公布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筑物,现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毁之后,其原来的情况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发现元代熊梦祥记录此塔有关资料四则,其中缪抄《顺天府志》中竟发现已佚的欧阳玄撰《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证事迹,叙过街塔的兴建沿革,形制意义及券壁雕饰等,并绘出该塔形状示意图,加图说。文章考证极详,尤其是注文的考证,引用大量文献,好像许多文献先生都烂熟于心,就连缪荃孙的日记手稿有关抄写《顺天府志》内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顺天府中记载的,先生也作了详细的校注,文章发表在1956年《北京大学学报》1期。我仔细地研究了缪抄本《顺天府志》,并在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撰文一篇,考证了缪氏抄校《永乐大典·顺天府》的由来,又根据现存《大典》中的志书,推测《顺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时间,说明其是现存北京最早的志书,记录许多已佚的事迹,是研究北京历史的重要参考书。文章写好后,先生提了修改意见,又为我改了标题,说,就作为读书笔记吧,可名为《读缪荃孙抄校本<永乐大典·顺天府>》,并推荐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因为此书的重要,先生说,可推荐出版。我与北大出版社联系,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华老师十分重视,我又向他们推介了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手稿,出版社将两书先后进行了影印。我还参加了《艺凤老人日记》书名索引的整理。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1987年,北大购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一部,先生对我说,北大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不少,有时间写写文章。又说,《四库全书》中收有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馆藏宋本对照一下。我馆藏本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缺第一册目录第一卷,1961年,经中国书店帮助从天津购归。全书欧体大字,印制精美。作者楼钥,字大防,浙江鄞县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逝于嘉定六年(1213)。钥学识渊博,文章淹雅。为官时,政府之制诰多出其手。在南宋词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楼钥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词臣,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国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学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此书自宋代刻版以来,从未刻过。乾隆年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是用了"两淮盐政采进"的一个旧抄本,当时并未看到宋刻本。一开始时,我有空就把书从库中取出核对,先核对类目,发现四库本几乎将类目编次全部改变。全集30多个类目,只有两类顺序与宋本基本相同,其余均有改变。我数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库本几乎全部打散重编,要想搞清楚,必须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对(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进行核对,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每次取书核对不了多少就要还库,宋版书是不可以在书库外过夜的,所以进展十分缓慢,真不知何时能完成。后来因王永兴先生让我整理馆藏敦煌卷子,就把这事耽误了。直到2002年北大购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做完,写成《<攻媿集>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比较》一文。将宋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据《四库全书》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较,发现不仅馆臣对底本的改易删削或增改很多,文渊阁本的错误也很多。在核对武英殿聚珍本时,发现聚珍本虽然是依据《四库全书》刊印,与四库本的编次类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实际上比《四库全书》要好的多,四库本的许多错误,聚珍本都有改正。由于四库本使用的底本为旧抄本,流传既久,多所佚误,再加上馆臣的删削妄改,四库本、聚珍本已改变了原书的面貌,惟赖宋本之存在才得以还其本来。在比较过程中,发现三者还可以互补。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库本、聚珍本补充之。宋本的一些缺叶,部分也可以补上。同时发现宋本的错误四库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为主,用聚珍本补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完整的(实际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后,我请先生看,先生说,这篇文章你怎么写了这么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经跨世纪了。先生看后说,还缺少档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档案史料,补充了有关修四库时“秉承圣训”掣毁、销毁、抽毁、改易、删削和增改图书的内容,从而对《四库全书》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真佩服先生对史料的熟悉,不仅是古代文献,而且,他总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发现新的资料。那时候是没有网络的,先生的脑子就像计算机。文章改好后,先生将此文推荐到《国学研究》,发表在第11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攻媿先生文集》,宋四明楼氏家刻本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师商量出一本我馆藏善本书图录,我请先生帮助选书,并为此书写序。先生共选出宋元本90种,明刻本20种,抄本、稿本、校本31种,古代日本朝鲜本19种;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绘本12种是我选的,先生问我为什么选这些书,我说是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于在拍照时,有一种书放错架,没有找到,只好换了另一种,所以出版时与先生所选目录略有出入。书名也是先生建议的,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所收图书均为精品,代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水平。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玉范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苏秉琦图书室赠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题签

  叁  我读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国内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则是内容最为全面,资料最为丰富,也是最能让人信服的。至今这方面的研究也无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给我一本,说“看着玩吧。”我认真地读了先生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史,是当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中,有关印刷术的发明,先生总结之前学者的研究,说明自己的认识。在“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一节,先生一方面据敦煌发现的印刷品和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近年新增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五代刻书的内容。王国维先生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对北宋国子监刻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新发表的史料重辑相关资料,研究又有较大扩展和更为详细,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不仅有官府印书,还包括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对宋代印刷史的论述,北宋从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时期雕版印刷,根据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经济状况,史书所记载的官私印书机构所刻印的图书种类、特点,按年代顺序一一用图表列出。分析考证极为详尽。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学·南宋的手工业》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先生利用现存宋版书和版画,几乎使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宋版书,一一记录刻书地点、刻工姓名、版刻特点,进行全面探索,认为“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学宫、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雕版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对经济文化发达,又盛产纸张的两浙、福建、四川,以及发展较迟的江淮湖广,通过实例分析探究,将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动情况一一考证,并用了8个表格,列出各地区刻工互见情况。先生还根据现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录的著录,分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类,按着书籍的刊刻地列表统计,以说明刻书类别、数量和刻印地点逐渐增加的情况。


临安附近和两浙其他地区刊工互见例,《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例表三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图版1a、b

  通观全书,所用资料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的史书,还有类书,古代目录学书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统计,全书引述的书名、篇名、论文和印刷品名称就达1370多种。先生对很多问题的论述,都是在文字叙述基础上再加分类列表,总共用了20多个表格详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先生对史料的熟悉和运用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的水平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此书获得2003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奖)是当之无愧的。

  此文在纪念先生九十大寿时写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寿再次发表,略有修改。先生说,我是他在版本目录学上唯一的学生,在此感谢先生对对我多年的教诲。


张玉范看望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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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宿白师学版本

发布时间: 2017-08-03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较广博,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筑,是当今我国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视考古学的实践,又重视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两者结合,对于文献的研究,先生常说,对于出土文物而言,历史文献可以帮助你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线索和根据。先生对中国古代印刷术和古籍版本学也颇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学及古籍目录学的代表著作。我虽是考古专业毕业,但我跟先生真正学习的却是版本学。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导,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听先生的佛教目录学课程。我的研究题目许多都是先生指导的。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水平和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分不开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期间先生学习多门课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学、中国古代神话、卜辞研究、金石学,还有版本目录学。194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得我国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樨轩的藏书9千多种。这些书一直没有编目。抗战胜利以后,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图书馆,参加李盛铎藏书编目。多年的编目工作,使得先生对李氏书非常熟悉,在李氏书编成书本目录时,先生在为李氏书目起草的引言中对李氏书做了十分正确的评价:“李氏木樨轩藏书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批书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李盛铎氏是一个近代最负重望的的藏书家,……尽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书,又因光绪年间出使日本……尽购国内不常见或久佚之书以归。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鲜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后,旅居京津,又经常到琉璃厂访书,当时著名私家藏书散入厂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藏书中的精华亦多转归李氏。他又喜欢校勘书籍,数十年如一日,一书一校再校至于三四校,牢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不轻下断语,每书后多自写题跋,述得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遗事甚详,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在近代藏书家中,方面既广,质量又高,当首推李氏矣。”此文对李氏书中纯版本性的古书,包括佛教经典的古籍、应用科学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题跋本都做了论述和评说,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看出先生对李氏书研究情况。在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中,收录先生撰写的朝鲜、日本版部分。不仅如此,先生对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编,1956年

  壹  初学版本

  1973年我从郑州市博物馆调回北大,在图书馆善本室工作。当时由于原来负责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师去劳动锻炼,就我一个人负责,既管库取书,又借阅。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天还是搞运动、开会,到图书馆读书的人不多,但先生却是善本室的常客,他为教学和研究经常查阅古籍,于是我有了请教先生的机会。我是考古专业毕业,对图书馆并不熟悉,先生给我订了学习计划,让我先读几本书,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刘国均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先生的《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等。我认真的读并仔细做笔记。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图书馆,手里拿着一个很破旧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30年代赵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孙作云先生的听课笔记,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虽是听课笔记,字迹比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学、目录学,还有关于词曲的内容,其中也有孙先生的按语。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仔细地抄写,到1978年我把笔记全部抄完,还给先生,先生说,孙先生已作古,啥时候给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还看了我抄的笔记,中间有我不懂画问号的地方,先生用铅笔注出,并改正其中的错别字。这些书籍的学习,为我奠定了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先生告我说,北大的善本藏书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书,要研究。


《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


赵万里先生

  1981年,我从原北大藏的善本书中找到《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此书是李盛铎手稿,全书24册,黄绿格纸书写,行草,其中勾画涂抹处不少,大都记述原书序跋、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等。我把书拿给先生看,我问先生,李氏的手稿为什么在老北大的书中,而不在李氏书中?先生说,李氏书也有少量散出,此书建国初期由科学院图书馆购得,因李氏书藏在北大,承科学院图书馆转让给北大图书馆。又说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来,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也要加进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题记也要辑录出来。先生说,“提要”之名不正确,是图书馆编目时自定的,称“书录”比较恰当;如再加入“题记”,可称作《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一边核对书籍一边整理,有问题便请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整理对我来说是业务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贰  先生指导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来《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先生说,“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原是《永乐大典·顺天府》记载的,李氏书中的抄本《顺天府志》是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孤本,仅存八卷,很重要,让我好好看看。我仔细读了先生的文章。居庸关过街塔,即“居庸关云台”,1961年3月公布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筑物,现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毁之后,其原来的情况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发现元代熊梦祥记录此塔有关资料四则,其中缪抄《顺天府志》中竟发现已佚的欧阳玄撰《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证事迹,叙过街塔的兴建沿革,形制意义及券壁雕饰等,并绘出该塔形状示意图,加图说。文章考证极详,尤其是注文的考证,引用大量文献,好像许多文献先生都烂熟于心,就连缪荃孙的日记手稿有关抄写《顺天府志》内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顺天府中记载的,先生也作了详细的校注,文章发表在1956年《北京大学学报》1期。我仔细地研究了缪抄本《顺天府志》,并在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撰文一篇,考证了缪氏抄校《永乐大典·顺天府》的由来,又根据现存《大典》中的志书,推测《顺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时间,说明其是现存北京最早的志书,记录许多已佚的事迹,是研究北京历史的重要参考书。文章写好后,先生提了修改意见,又为我改了标题,说,就作为读书笔记吧,可名为《读缪荃孙抄校本<永乐大典·顺天府>》,并推荐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因为此书的重要,先生说,可推荐出版。我与北大出版社联系,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华老师十分重视,我又向他们推介了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手稿,出版社将两书先后进行了影印。我还参加了《艺凤老人日记》书名索引的整理。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1987年,北大购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一部,先生对我说,北大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不少,有时间写写文章。又说,《四库全书》中收有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馆藏宋本对照一下。我馆藏本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缺第一册目录第一卷,1961年,经中国书店帮助从天津购归。全书欧体大字,印制精美。作者楼钥,字大防,浙江鄞县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逝于嘉定六年(1213)。钥学识渊博,文章淹雅。为官时,政府之制诰多出其手。在南宋词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楼钥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词臣,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国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学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此书自宋代刻版以来,从未刻过。乾隆年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是用了"两淮盐政采进"的一个旧抄本,当时并未看到宋刻本。一开始时,我有空就把书从库中取出核对,先核对类目,发现四库本几乎将类目编次全部改变。全集30多个类目,只有两类顺序与宋本基本相同,其余均有改变。我数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库本几乎全部打散重编,要想搞清楚,必须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对(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进行核对,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每次取书核对不了多少就要还库,宋版书是不可以在书库外过夜的,所以进展十分缓慢,真不知何时能完成。后来因王永兴先生让我整理馆藏敦煌卷子,就把这事耽误了。直到2002年北大购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做完,写成《<攻媿集>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比较》一文。将宋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据《四库全书》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较,发现不仅馆臣对底本的改易删削或增改很多,文渊阁本的错误也很多。在核对武英殿聚珍本时,发现聚珍本虽然是依据《四库全书》刊印,与四库本的编次类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实际上比《四库全书》要好的多,四库本的许多错误,聚珍本都有改正。由于四库本使用的底本为旧抄本,流传既久,多所佚误,再加上馆臣的删削妄改,四库本、聚珍本已改变了原书的面貌,惟赖宋本之存在才得以还其本来。在比较过程中,发现三者还可以互补。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库本、聚珍本补充之。宋本的一些缺叶,部分也可以补上。同时发现宋本的错误四库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为主,用聚珍本补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完整的(实际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后,我请先生看,先生说,这篇文章你怎么写了这么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经跨世纪了。先生看后说,还缺少档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档案史料,补充了有关修四库时“秉承圣训”掣毁、销毁、抽毁、改易、删削和增改图书的内容,从而对《四库全书》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真佩服先生对史料的熟悉,不仅是古代文献,而且,他总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发现新的资料。那时候是没有网络的,先生的脑子就像计算机。文章改好后,先生将此文推荐到《国学研究》,发表在第11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攻媿先生文集》,宋四明楼氏家刻本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师商量出一本我馆藏善本书图录,我请先生帮助选书,并为此书写序。先生共选出宋元本90种,明刻本20种,抄本、稿本、校本31种,古代日本朝鲜本19种;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绘本12种是我选的,先生问我为什么选这些书,我说是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于在拍照时,有一种书放错架,没有找到,只好换了另一种,所以出版时与先生所选目录略有出入。书名也是先生建议的,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所收图书均为精品,代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水平。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张玉范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苏秉琦图书室赠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题签

  叁  我读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国内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则是内容最为全面,资料最为丰富,也是最能让人信服的。至今这方面的研究也无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给我一本,说“看着玩吧。”我认真地读了先生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史,是当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中,有关印刷术的发明,先生总结之前学者的研究,说明自己的认识。在“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一节,先生一方面据敦煌发现的印刷品和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近年新增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五代刻书的内容。王国维先生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对北宋国子监刻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新发表的史料重辑相关资料,研究又有较大扩展和更为详细,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不仅有官府印书,还包括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对宋代印刷史的论述,北宋从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时期雕版印刷,根据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经济状况,史书所记载的官私印书机构所刻印的图书种类、特点,按年代顺序一一用图表列出。分析考证极为详尽。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学·南宋的手工业》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先生利用现存宋版书和版画,几乎使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宋版书,一一记录刻书地点、刻工姓名、版刻特点,进行全面探索,认为“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学宫、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雕版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对经济文化发达,又盛产纸张的两浙、福建、四川,以及发展较迟的江淮湖广,通过实例分析探究,将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动情况一一考证,并用了8个表格,列出各地区刻工互见情况。先生还根据现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录的著录,分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类,按着书籍的刊刻地列表统计,以说明刻书类别、数量和刻印地点逐渐增加的情况。


临安附近和两浙其他地区刊工互见例,《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例表三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图版1a、b

  通观全书,所用资料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的史书,还有类书,古代目录学书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统计,全书引述的书名、篇名、论文和印刷品名称就达1370多种。先生对很多问题的论述,都是在文字叙述基础上再加分类列表,总共用了20多个表格详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先生对史料的熟悉和运用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的水平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此书获得2003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奖)是当之无愧的。

  此文在纪念先生九十大寿时写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寿再次发表,略有修改。先生说,我是他在版本目录学上唯一的学生,在此感谢先生对对我多年的教诲。


张玉范看望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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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玉范

文章出处:“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