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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我们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发布时间:2017-02-27    文章出处:瞭望    作者:王军    点击率:
  人类学家已经发现,距今一万年前,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西亚的新月沃地之所以最早进入农业时代。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地区分布着大量可以被驯化的作物与动物,人类完成了对它们的驯化。
 
  但是,仅仅驯化了稻、麦、牛、羊等等,并不能完全支持农业的发生。
  
  “先人还必须精确地掌握农业时间。”冯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原始农业的出现必须以人们对于时间的掌握作为保证,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天文观测。在这个意义上,天文学同样决定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
  
  这位创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并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过去30多年里,以一个个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向世人揭示了天文学何以在东亚这片热土成为中国文化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  
  
  他告诉人们,“龙的传人”之“龙”,并非传说中的奇异动物,而是实实在在每日从人们头上掠过的星象。通过对“龙”等星象的观测,中华先人完成了时空定位,踏上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征程。
  
  轰动世界的西水坡星象图
  
  浩淼太空群星灿烂,其中的北极、北斗和位于太阳视运动轨迹(黄道)及天球赤道一带的28个星座,即二十八宿,为先人观测天文、确定农业时间,提供了理想坐标。
  
  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仰望星空,人们会发现以北极为轴,天旋地转。为便于观测,先人将二十八宿分成四份,按方位名之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南宫朱雀”,它们与北斗“拴系”,再与北极对应,因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周天运行,成为观象授时的坐标体系。
  
  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这时春回大地,要开始农忙了。
 
  可是,“龙抬头”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茫然不知。
  
  “‘龙抬头’就是黄昏太阳西没的时候,龙星东升于地平线上。”冯时对瞭望记者说,“它告诉人们万物复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农业时间。‘龙抬头’如果发生在农历一月底或二月初,应该是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天象,后来人们以农历二月初二固定了这个节。”
  
  龙星即东宫苍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7个星宿组成,龙抬头即角宿升起,此后,龙星诸宿渐次昏见星空。
  
  龙星的运行位置向人们提示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作物生长,龙星舒展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收获,龙星于西方坠落;冬天万物闭藏,龙星潜伏于地平线下;春天农耕开始,龙星从东方再次“抬头”。如此周而复始。
  
  “正是因为龙星对确定农业时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成为统治者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冯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样,统治者就和‘龙’建立了必然联系,产生了‘真龙天子’这样一种认识,这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7年,中国传统龙年即将来临之际,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土了6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3组蚌塑龙虎图案。其中,45号墓的墓主人东西两侧,各布有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墓主人北侧布有蚌塑三角形图案,图案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
  
  “蚌塑三角图案和两根人胫骨毫无疑问是北斗的图像!”冯时敏锐地指出,墓主人东侧蚌塑之龙即东宫苍龙,西侧蚌塑之虎即西宫白虎,“胫骨为斗杓,会于龙首;蚌塑三角图案为斗魁,枕于西方。全部构图与真实天象完全吻合。”
西水坡45号墓仰韶文化蚌塑星象图
  
  他进一步揭示,45号墓穴形状与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经》中七衡图的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和阳光照射界限相合,再加上方形大地,一幅完整的宇宙图形便构成了。它向人们说明了古人所理解的天圆地方宇宙模式、昼夜长短的更替、春秋分日的标准天象以及太阳周日和周年视运动轨迹等一整套古老的宇宙理论。
  
  此前,《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认为,《周髀算经》七衡图简直是古巴比伦希尔普莱希特三环图泥板的再现,后者约属公元前14世纪,它们描述了一种最古老的宇宙学说。“现在看来,古巴比伦的三环图并不‘古老’,”冯时对瞭望记者说,“西水坡45号墓把它的出现提前了3000多年!”
  
  1990年,冯时撰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在《文物》杂志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径自给冯时寄来300美元,说这是翻译费,恳请他将论文译为英文。
  
  二十八宿是否起源于中国,从19世纪初便有争论。西水坡考古发现与冯时的论证,为这场漫长的争论给出答案,也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形成反驳。
  
  商周年代学与天文考古学
  
  完成西水坡墓地的论证工作之后,冯时萌生了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想法,开始对天文考古学史料进行彻底清理。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发表西水坡45号墓论证成果的1990年,他年仅32岁。这一年,他还发表《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皆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
  
  从小酷爱书法的他,立志于通过古文字究考历史。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发现商周历法和年代问题不解决,很多古文字材料就无法解读。
  
  例如,甲骨文里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的记载。其中“协田”何意?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祭田祖,有人说是种麦子,因为今天的十一月正好种麦子。关于“众”的身份,从奴隶主到奴隶,大家都说到了,好像怎么解释都可以。
  
  “可是,殷历的十一月会是今天的十一月吗?”冯时陷入思考,“如果能搞清殷历的十一月相当于今天的哪个月份,对这段卜辞的意思就可作出判断。我感到,在研究古史之前,必须啃下商周年代学这块硬骨头!”
  
  但这谈何容易?学术界皆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却鲜有人涉猎,因为太难。
  
  上世纪40年代,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积十余年之力著成《殷历谱》,却被很多人视为其“滑铁卢”。“但我不这么认为。”冯时说,“董先生是受其时代的局限,当时天文计算的精度不行,甲骨缀合整理的成果也不行,造成很多失误。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他说首先要找天文的基点,从日月食上找,这是我们可以算准的,甲骨文中有多条记录日月食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几次日月食算准了,这些天文基点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冯时将甲骨文记录的五次月食进行推考,建立起一个年代体系,再整理甲骨文有关农事的天文记录,发现二者完全吻合。他的研究表明:殷历岁首,是秋分之后的第一个月,相当于今天农历的九月到十月。“这样我们就知道,殷历的十一月,正是庄稼生长的阶段,跟种麦子毫无关系。十二月收获了,就要过年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年节,就是丰收季。这时‘协田’就是祭田祖,那个‘众’就是参加祭祀的人,肯定不是平民、奴隶,而是贵族。这样,这套制度就全明白了!”
  
  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冯时心生一问: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所象何形?说它取象于某一种动物,可在真实世界中这种动物并不存在。难道它的形象与天上的龙星存在关联?
  
  带着这个疑问,冯时仔细研究东宫苍龙七宿星图,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原来,‘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图!”回忆起当年的研究,冯时难掩兴奋之情,“龙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说它的艺术形象乃是多种形象逐渐杂糅的综合体,而它原始的真实形象则来源于星象!”
  
  2001年,冯时出版《中国天文考古学》专著。他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资料为基础,综合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和天文学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评价此书“有着学科奠基性意义,同时也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
  
  “由于对英国著名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研究,天文考古学在西方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这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冯时在书中直抒胸臆,“中国古人对天的景仰和畏惧使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相关遗迹,这些遗迹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留弃,同时也是精神的留弃,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历史,这便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天圆地方”见证五千年文明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是,长期以来,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还停留在传说阶段。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西方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何在?一代又一代学者倾力求解。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群等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层圆坛与三层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实证。
  
  “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冯时的研究马不停蹄,牛河梁的发现为他提供了“重磅”资料。
  
  1993年,冯时发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
  
  他结合《周髀算经》与西水坡45号墓的研究,进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环,由内向外,正是《周髀算经》七衡图显示的内衡、中衡和外衡,分别象征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轨迹,圜丘的内衡直径是外衡直径的1/2,三衡直径呈等比数列,这不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论,还准确表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其显示的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水平,足以令世人惊叹。
  
  2006年,冯时出版《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进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恰是同一正方形内切圆直径(等于正方形边长)√2的倍,如果连续使用这种方法,并省略方图,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环图形;牛河梁方丘,由内向外三个正方形的原始长度都是9的整数倍,是以内方为基本单位逐步扩充的结果,方丘的设计正是利用了古人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的“弦图”的基本图形,也就是九九标准方图。
  
  他的这一论证,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华先人文明水平的认识,也让人们理解了《周髀算经》与《营造法式》等中华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圆”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图形的文化要义——天圆之径与地方之边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国古代建筑平面与立面构图惯用的经典比例,对此,古代匠人手执规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理念尽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贯之。
  
  牛河梁方丘显现的以内方为基本模数的构图方法,与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以宫城为基本模数的设计手法相合,同样是五千年一以贯之。
  
  中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诠释。
  
  破释丁公陶文
  
  探索天文考古学之时,冯时全面涉猎先秦古文字的各个领域,在古文字考释工作中更注意利用新石器时代文字、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文字资料解决先秦古史问题。
  
  “古文字材料由于直出先民之手,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基本史料及考古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冯时认为,“一字之考释不仅有裨小学(古人称文字学为小学),甚至可以重兴湮灭的制度与观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陶盆的残片,上刻十一字,如同天书,其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判若两类,显然不是汉字之祖,难道它是天外来物?
  
  曾研习古彝文的冯时发现,这些文字与古彝文高度相同,再作细致研究,他以古彝文将其全部释出,于1993年6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1994年在《考古》杂志第一期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他指出,丁公陶文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文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出现了彝族始祖之名“渎”,彝人尊称其为“阿普渎”,文中同时可见以鸡骨占卜之俗,这些内容均可与彝文文献一一印证。
  
  这一论证如同石破天惊,不但为现居中国西南部的彝族与上古时代分布于中国东方的东夷人的族源关系提供了证据,还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长期固守的汉字一统的观念,并为1935年史学大师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考古学支持。
  
  他进而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为探索中国文字与文明的起源以及相关问题建立了新的研判标准和研释方法。
  
  沿着“夷夏东西”之线索,冯时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2002年发表《夏社考》、2008年发表《“文邑”考》,将出土文献、殷商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首次根据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出土文字资料证明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夏文字及夏王朝均得到了明确证认,并绳正夏、商、周三代京邑的制度史问题,成为考古学和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使他如鱼得水。他以天文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破解了河图洛书千古疑案,指出河图实为描绘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图,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阴阳数配方位的思想;他撰写《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西周金文所见“信”、“义”思想考》《〈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太一生水〉思想的数术基础》等一系列论作,通过对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对易学思想及儒道哲学的本源进行系统研究,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
  
  “小时!你的眼睛怎么都成这样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冯时的大学同学李水城教授看见他紧贴着玻璃罩端视里面的文物,心疼地喊道。“小时”是同学们对他最亲热的称呼。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他,一口文雅的北京话。1978年他高中毕业应届考入北大,在插过队的同学眼中,这位贤弟可亲可敬。
  
  “唉,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这个命!”听到李水城的呼喊,已高度近视的冯时扶了扶眼镜,“‘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这个命啊!”
  
  他不使用电脑,文献典籍被他存于心中。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在一笔一划地写作,力透纸背。
 
(原文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18期)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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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我们为什么是“龙的传人”

发布时间: 2017-02-27

  人类学家已经发现,距今一万年前,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西亚的新月沃地之所以最早进入农业时代。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地区分布着大量可以被驯化的作物与动物,人类完成了对它们的驯化。
 
  但是,仅仅驯化了稻、麦、牛、羊等等,并不能完全支持农业的发生。
  
  “先人还必须精确地掌握农业时间。”冯时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原始农业的出现必须以人们对于时间的掌握作为保证,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天文观测。在这个意义上,天文学同样决定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与人类的生存。”
  
  这位创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并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过去30多年里,以一个个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向世人揭示了天文学何以在东亚这片热土成为中国文化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  
  
  他告诉人们,“龙的传人”之“龙”,并非传说中的奇异动物,而是实实在在每日从人们头上掠过的星象。通过对“龙”等星象的观测,中华先人完成了时空定位,踏上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征程。
  
  轰动世界的西水坡星象图
  
  浩淼太空群星灿烂,其中的北极、北斗和位于太阳视运动轨迹(黄道)及天球赤道一带的28个星座,即二十八宿,为先人观测天文、确定农业时间,提供了理想坐标。
  
  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仰望星空,人们会发现以北极为轴,天旋地转。为便于观测,先人将二十八宿分成四份,按方位名之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南宫朱雀”,它们与北斗“拴系”,再与北极对应,因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周天运行,成为观象授时的坐标体系。
  
  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这时春回大地,要开始农忙了。
 
  可是,“龙抬头”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茫然不知。
  
  “‘龙抬头’就是黄昏太阳西没的时候,龙星东升于地平线上。”冯时对瞭望记者说,“它告诉人们万物复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农业时间。‘龙抬头’如果发生在农历一月底或二月初,应该是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天象,后来人们以农历二月初二固定了这个节。”
  
  龙星即东宫苍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7个星宿组成,龙抬头即角宿升起,此后,龙星诸宿渐次昏见星空。
  
  龙星的运行位置向人们提示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作物生长,龙星舒展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收获,龙星于西方坠落;冬天万物闭藏,龙星潜伏于地平线下;春天农耕开始,龙星从东方再次“抬头”。如此周而复始。
  
  “正是因为龙星对确定农业时间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它成为统治者最重要的观测对象。”冯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样,统治者就和‘龙’建立了必然联系,产生了‘真龙天子’这样一种认识,这对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1987年,中国传统龙年即将来临之际,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土了6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3组蚌塑龙虎图案。其中,45号墓的墓主人东西两侧,各布有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墓主人北侧布有蚌塑三角形图案,图案东侧横置两根人的胫骨。
  
  “蚌塑三角图案和两根人胫骨毫无疑问是北斗的图像!”冯时敏锐地指出,墓主人东侧蚌塑之龙即东宫苍龙,西侧蚌塑之虎即西宫白虎,“胫骨为斗杓,会于龙首;蚌塑三角图案为斗魁,枕于西方。全部构图与真实天象完全吻合。”
西水坡45号墓仰韶文化蚌塑星象图
  
  他进一步揭示,45号墓穴形状与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周髀算经》中七衡图的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和阳光照射界限相合,再加上方形大地,一幅完整的宇宙图形便构成了。它向人们说明了古人所理解的天圆地方宇宙模式、昼夜长短的更替、春秋分日的标准天象以及太阳周日和周年视运动轨迹等一整套古老的宇宙理论。
  
  此前,《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认为,《周髀算经》七衡图简直是古巴比伦希尔普莱希特三环图泥板的再现,后者约属公元前14世纪,它们描述了一种最古老的宇宙学说。“现在看来,古巴比伦的三环图并不‘古老’,”冯时对瞭望记者说,“西水坡45号墓把它的出现提前了3000多年!”
  
  1990年,冯时撰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在《文物》杂志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意大利驻香港总领事径自给冯时寄来300美元,说这是翻译费,恳请他将论文译为英文。
  
  二十八宿是否起源于中国,从19世纪初便有争论。西水坡考古发现与冯时的论证,为这场漫长的争论给出答案,也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形成反驳。
  
  商周年代学与天文考古学
  
  完成西水坡墓地的论证工作之后,冯时萌生了建立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的想法,开始对天文考古学史料进行彻底清理。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发表西水坡45号墓论证成果的1990年,他年仅32岁。这一年,他还发表《殷历岁首研究》《殷历月首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皆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
  
  从小酷爱书法的他,立志于通过古文字究考历史。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发现商周历法和年代问题不解决,很多古文字材料就无法解读。
  
  例如,甲骨文里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的记载。其中“协田”何意?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祭田祖,有人说是种麦子,因为今天的十一月正好种麦子。关于“众”的身份,从奴隶主到奴隶,大家都说到了,好像怎么解释都可以。
  
  “可是,殷历的十一月会是今天的十一月吗?”冯时陷入思考,“如果能搞清殷历的十一月相当于今天的哪个月份,对这段卜辞的意思就可作出判断。我感到,在研究古史之前,必须啃下商周年代学这块硬骨头!”
  
  但这谈何容易?学术界皆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却鲜有人涉猎,因为太难。
  
  上世纪40年代,甲骨文大师董作宾积十余年之力著成《殷历谱》,却被很多人视为其“滑铁卢”。“但我不这么认为。”冯时说,“董先生是受其时代的局限,当时天文计算的精度不行,甲骨缀合整理的成果也不行,造成很多失误。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呢?他说首先要找天文的基点,从日月食上找,这是我们可以算准的,甲骨文中有多条记录日月食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几次日月食算准了,这些天文基点也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冯时将甲骨文记录的五次月食进行推考,建立起一个年代体系,再整理甲骨文有关农事的天文记录,发现二者完全吻合。他的研究表明:殷历岁首,是秋分之后的第一个月,相当于今天农历的九月到十月。“这样我们就知道,殷历的十一月,正是庄稼生长的阶段,跟种麦子毫无关系。十二月收获了,就要过年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年节,就是丰收季。这时‘协田’就是祭田祖,那个‘众’就是参加祭祀的人,肯定不是平民、奴隶,而是贵族。这样,这套制度就全明白了!”
  
  研究中国早期星象图,冯时心生一问: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所象何形?说它取象于某一种动物,可在真实世界中这种动物并不存在。难道它的形象与天上的龙星存在关联?
  
  带着这个疑问,冯时仔细研究东宫苍龙七宿星图,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
 
  “原来,‘龙’字本身就是一幅星图!”回忆起当年的研究,冯时难掩兴奋之情,“龙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说它的艺术形象乃是多种形象逐渐杂糅的综合体,而它原始的真实形象则来源于星象!”
  
  2001年,冯时出版《中国天文考古学》专著。他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资料为基础,综合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和天文学研究,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学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评价此书“有着学科奠基性意义,同时也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入研究”。
  
  “由于对英国著名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的研究,天文考古学在西方已有逾百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这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冯时在书中直抒胸臆,“中国古人对天的景仰和畏惧使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相关遗迹,这些遗迹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留弃,同时也是精神的留弃,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历史,这便是天文考古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天圆地方”见证五千年文明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是,长期以来,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还停留在传说阶段。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西方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何在?一代又一代学者倾力求解。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群等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层圆坛与三层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实证。
  
  “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冯时的研究马不停蹄,牛河梁的发现为他提供了“重磅”资料。
  
  1993年,冯时发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
  
  他结合《周髀算经》与西水坡45号墓的研究,进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环,由内向外,正是《周髀算经》七衡图显示的内衡、中衡和外衡,分别象征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轨迹,圜丘的内衡直径是外衡直径的1/2,三衡直径呈等比数列,这不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论,还准确表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其显示的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水平,足以令世人惊叹。
  
  2006年,冯时出版《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进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恰是同一正方形内切圆直径(等于正方形边长)√2的倍,如果连续使用这种方法,并省略方图,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环图形;牛河梁方丘,由内向外三个正方形的原始长度都是9的整数倍,是以内方为基本单位逐步扩充的结果,方丘的设计正是利用了古人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的“弦图”的基本图形,也就是九九标准方图。
  
  他的这一论证,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华先人文明水平的认识,也让人们理解了《周髀算经》与《营造法式》等中华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圆”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图形的文化要义——天圆之径与地方之边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国古代建筑平面与立面构图惯用的经典比例,对此,古代匠人手执规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理念尽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贯之。
  
  牛河梁方丘显现的以内方为基本模数的构图方法,与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以宫城为基本模数的设计手法相合,同样是五千年一以贯之。
  
  中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诠释。
  
  破释丁公陶文
  
  探索天文考古学之时,冯时全面涉猎先秦古文字的各个领域,在古文字考释工作中更注意利用新石器时代文字、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文字资料解决先秦古史问题。
  
  “古文字材料由于直出先民之手,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基本史料及考古资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冯时认为,“一字之考释不仅有裨小学(古人称文字学为小学),甚至可以重兴湮灭的制度与观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陶盆的残片,上刻十一字,如同天书,其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判若两类,显然不是汉字之祖,难道它是天外来物?
  
  曾研习古彝文的冯时发现,这些文字与古彝文高度相同,再作细致研究,他以古彝文将其全部释出,于1993年6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1994年在《考古》杂志第一期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他指出,丁公陶文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文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出现了彝族始祖之名“渎”,彝人尊称其为“阿普渎”,文中同时可见以鸡骨占卜之俗,这些内容均可与彝文文献一一印证。
  
  这一论证如同石破天惊,不但为现居中国西南部的彝族与上古时代分布于中国东方的东夷人的族源关系提供了证据,还破除了文字起源研究长期固守的汉字一统的观念,并为1935年史学大师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考古学支持。
  
  他进而提出中国文字多源论,为探索中国文字与文明的起源以及相关问题建立了新的研判标准和研释方法。
  
  沿着“夷夏东西”之线索,冯时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2002年发表《夏社考》、2008年发表《“文邑”考》,将出土文献、殷商甲骨文、金文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首次根据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出土文字资料证明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夏文字及夏王朝均得到了明确证认,并绳正夏、商、周三代京邑的制度史问题,成为考古学和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使他如鱼得水。他以天文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破解了河图洛书千古疑案,指出河图实为描绘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图,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阴阳数配方位的思想;他撰写《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西周金文所见“信”、“义”思想考》《〈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太一生水〉思想的数术基础》等一系列论作,通过对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对易学思想及儒道哲学的本源进行系统研究,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
  
  “小时!你的眼睛怎么都成这样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冯时的大学同学李水城教授看见他紧贴着玻璃罩端视里面的文物,心疼地喊道。“小时”是同学们对他最亲热的称呼。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他,一口文雅的北京话。1978年他高中毕业应届考入北大,在插过队的同学眼中,这位贤弟可亲可敬。
  
  “唉,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这个命!”听到李水城的呼喊,已高度近视的冯时扶了扶眼镜,“‘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这个命啊!”
  
  他不使用电脑,文献典籍被他存于心中。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仍在一笔一划地写作,力透纸背。
 
(原文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18期)
 
(责编:李来玉)

作者:王军

文章出处: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