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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北方——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活动纪要
发布时间:2017-05-19    文章出处:“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微信    作者:    点击率:
  2017年5月7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活动——“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北方”在我校文华楼西区903举行。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曹大志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博士分别带来了题为“公元前2千纪蒙古与中国的交流”和“吾土北也——三代北境的变迁与认同”的主题演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作为与谈人,与大家分享了其对本次活动主题内容的看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中央民族大学的多位学者和同学参与了本次活动。
 
  曹大志博士首先在演讲中指出,以兽首刀剑为代表的遗物表明蒙古高原和商文明之间存在交流,这是学界共识,但多数研究以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相似,唯一的解释是气候压力下的人群迁徙,却缺乏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机制的理解。他首先从克列克苏尔墓葬、鹿石遗迹和营地遗址三个方面介绍了蒙古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些进展表明克列克苏尔和鹿石遗迹在年代上可以早到公元前2千纪中期;营地遗址的发现确认了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开始的时间比传统认为的公元前1千纪之初要提前几个世纪。克列克苏尔和鹿石遗迹在结构上有很多相似性,前者是精英人物的墓葬,后者是为具体人物竖立石像的纪念性建筑;两者消耗的大量劳动和祭祀牺牲证明蒙古草原已经存在复杂社会。克列克苏尔墓葬和鹿石遗迹中都发现大量的马骨,说明当时养马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短时间内长途旅行的能力、精英阶层的驱动、作为货物的马,这三者为蒙古与中国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
  蒙古、鄂尔多斯、冀北辽西、新疆、黄土丘陵、安阳和关中都发现了高度相似的兽首短剑和刀子。很多研究认为多地生产了相似器物,曹大志博士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中心(蒙古中北部)生产了中国境内发现的大多数兽首风格器物(安阳仿制的除外),并将成品散布到很大的范围。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1)由于报道的缺失,我们对蒙古中北部兽首短剑或刀子的认识不足,这一地区实际上是该类型器物发现最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兽首短剑和刀子是有身份象征意义和展示功能的贵重器物,与它相应的复杂社会在蒙古中北部存在,在鄂尔多斯和燕山以北却看不到。3)兽首风格器物与鹿石植根于同一个动物风格的艺术传统,这个传统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鄂尔多斯、燕山以北地区是见不到的,在蒙古的铜石并用时代则可以看到兽首器物的先声;蒙古的兽首风格器物也有更丰富的多样性。4)古代文献记载的草原与中国联系的历史道路五原塞、卢龙塞、伊吾塞与兽首刀剑的发现地区惊人的吻合。
 
  曹大志博士认为北方地带基本同时出现的高度相似的兽首刀剑无法用一两次人群迁徙解释,而一定是某种经常性联系的结果,但是这个联系不是存在于北方地带的社群之间,而是由蒙古的中北部放射性地指向北方地带的几个区域,由往返贸易的游牧人维持;以黄土丘陵和冀北辽西的本地社会作为中介,又与中原的文明中心发生联系。这个远距离联系的动力,是中原文明中心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下蒙古与中国在历史第一次被连结起来。
  常怀颖博士以“吾土北也——三代北境的变迁与认同”为主题,通过“何处北境”、“南来北往”和“华夏戎狄”三个小专题,讨论了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交流互动和心理认同三个层面的北境的变迁情况。他首先指出,在当时所谓的北境,更多的其实是相对模糊的交叉地带。古冀州位于今河北、山西一带,是对于三代来说主要的北方区域。而三代北境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二里头时期最靠南,二里岗下层开始不断试图向北扩展,二里岗上层时期达到巅峰,殷墟时期则又有所收缩。夏商两代王朝的北邻人群,都是农耕民族。以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尚未发现夏商王朝直接面对了北方的非农耕人群。西周时期在这一区域出现了燕、晋、黎、邢、芮等姬姓封国和倗、霸、軧、杨等非姬姓封国,大致范围与二里岗上层时期比较接近。春秋时期开始,南下的北方族群与华夏诸侯国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春秋中期以后,以赵、魏、燕为代表的华夏国家开始逐步直接面对北方的牧业人群。这个过程也是华夏国家疆域扩展的历程。
 
  其次,常怀颖博士还讨论了生业和经济层面上与北方的交流。无论是贸易还是战争带来的直接掠获,使得双方在新物种、新技术、新资源等方面互有往来。公元前两千纪以前,绵羊、黄牛、冶金术以及小麦陆续从西方传入,而进入夏商周以后先后有兽首刀、马、马车、黄金制品、红玛瑙以及绿松石大料的传入。但是三代时期的“南来和北往”并不对等,二者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北方传入华夏世界的,是多种北方因素的物质文化或经由北方带来的自然资源,但极少有制度或信仰。而华夏诸国向北方地区输入的,则主要是观念、器用和技术,直接输入的资源似乎并不多。
  
  最后他从心理认同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对身处“华夏”或者认同“华夏”行为模式的人群而言,与周围邻居的界限在哪里,这些界限又是何时确定的,蕴含了有意识界定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身份标识的含义。界定及对界定的认同、维护,也投射在地理空间上,可以理解为不同人群共同体对于“疆”的理解,也就是古代社会对“疆域”的认同范围,这种认同,是体现在物质文化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两方面。对戎狄的心理认同,是华夏族群和国家难以逾越的门槛。他通过对婚姻、战争、盟誓、华夏的戎狄行为方式改革尝试,以及戎狄的华夏化努力,指出了华夏与戎狄的交往存在着复杂因素。
 
  专题演讲后,刘绪教授针对本次的活动主题和二位主讲人的演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由于我们对蒙古之前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了解较少,以往学界比较关注的是通过河西走廊与西部地区交往的路线。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与西方的交往包括了非常多的方面,如陶器、铸铜和冶铁的技术、马和马车、动物风格的器物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奢侈品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分别进行梳理,西北和北方两种不同的路线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刘旭教授还提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河西走廊、新疆和蒙古早期马和车马器的发现,西岔、李家崖和辛庄等地发现的陶范等。
  此后,多位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交流。中央民族大学的肖小勇教授就之前讨论中提到的新疆多个遗址的绝对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曹大志博士回应了有关蒙古铸铜遗址发现的情况。多位学者还讨论了车、马、马车在中原的出现及其与西北方地区交流的问题。社科院考古所的陈相龙博士提出目前发现的较早的马骨的情况,并对C14测年方法本身的原理以及用木炭测年可能存在的多种不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楠教授讨论了有关蒙古中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具体证据的问题。刘煜研究员就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指出了一些具体的早期铜器的研究现状以及目前冶金考古基础工作的薄弱之处。
  各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商周时期中原与北方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多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文标题:“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 撰文:刘泽林  审校:曹大志、常怀颖、马赛  摄影:胡宇煊)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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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北方——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活动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5-19

  2017年5月7日下午,中央民族大学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活动——“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北方”在我校文华楼西区903举行。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曹大志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怀颖博士分别带来了题为“公元前2千纪蒙古与中国的交流”和“吾土北也——三代北境的变迁与认同”的主题演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作为与谈人,与大家分享了其对本次活动主题内容的看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及中央民族大学的多位学者和同学参与了本次活动。
 
  曹大志博士首先在演讲中指出,以兽首刀剑为代表的遗物表明蒙古高原和商文明之间存在交流,这是学界共识,但多数研究以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相似,唯一的解释是气候压力下的人群迁徙,却缺乏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机制的理解。他首先从克列克苏尔墓葬、鹿石遗迹和营地遗址三个方面介绍了蒙古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这些进展表明克列克苏尔和鹿石遗迹在年代上可以早到公元前2千纪中期;营地遗址的发现确认了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开始的时间比传统认为的公元前1千纪之初要提前几个世纪。克列克苏尔和鹿石遗迹在结构上有很多相似性,前者是精英人物的墓葬,后者是为具体人物竖立石像的纪念性建筑;两者消耗的大量劳动和祭祀牺牲证明蒙古草原已经存在复杂社会。克列克苏尔墓葬和鹿石遗迹中都发现大量的马骨,说明当时养马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短时间内长途旅行的能力、精英阶层的驱动、作为货物的马,这三者为蒙古与中国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
  蒙古、鄂尔多斯、冀北辽西、新疆、黄土丘陵、安阳和关中都发现了高度相似的兽首短剑和刀子。很多研究认为多地生产了相似器物,曹大志博士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中心(蒙古中北部)生产了中国境内发现的大多数兽首风格器物(安阳仿制的除外),并将成品散布到很大的范围。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1)由于报道的缺失,我们对蒙古中北部兽首短剑或刀子的认识不足,这一地区实际上是该类型器物发现最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兽首短剑和刀子是有身份象征意义和展示功能的贵重器物,与它相应的复杂社会在蒙古中北部存在,在鄂尔多斯和燕山以北却看不到。3)兽首风格器物与鹿石植根于同一个动物风格的艺术传统,这个传统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鄂尔多斯、燕山以北地区是见不到的,在蒙古的铜石并用时代则可以看到兽首器物的先声;蒙古的兽首风格器物也有更丰富的多样性。4)古代文献记载的草原与中国联系的历史道路五原塞、卢龙塞、伊吾塞与兽首刀剑的发现地区惊人的吻合。
 
  曹大志博士认为北方地带基本同时出现的高度相似的兽首刀剑无法用一两次人群迁徙解释,而一定是某种经常性联系的结果,但是这个联系不是存在于北方地带的社群之间,而是由蒙古的中北部放射性地指向北方地带的几个区域,由往返贸易的游牧人维持;以黄土丘陵和冀北辽西的本地社会作为中介,又与中原的文明中心发生联系。这个远距离联系的动力,是中原文明中心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下蒙古与中国在历史第一次被连结起来。
  常怀颖博士以“吾土北也——三代北境的变迁与认同”为主题,通过“何处北境”、“南来北往”和“华夏戎狄”三个小专题,讨论了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交流互动和心理认同三个层面的北境的变迁情况。他首先指出,在当时所谓的北境,更多的其实是相对模糊的交叉地带。古冀州位于今河北、山西一带,是对于三代来说主要的北方区域。而三代北境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二里头时期最靠南,二里岗下层开始不断试图向北扩展,二里岗上层时期达到巅峰,殷墟时期则又有所收缩。夏商两代王朝的北邻人群,都是农耕民族。以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尚未发现夏商王朝直接面对了北方的非农耕人群。西周时期在这一区域出现了燕、晋、黎、邢、芮等姬姓封国和倗、霸、軧、杨等非姬姓封国,大致范围与二里岗上层时期比较接近。春秋时期开始,南下的北方族群与华夏诸侯国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春秋中期以后,以赵、魏、燕为代表的华夏国家开始逐步直接面对北方的牧业人群。这个过程也是华夏国家疆域扩展的历程。
 
  其次,常怀颖博士还讨论了生业和经济层面上与北方的交流。无论是贸易还是战争带来的直接掠获,使得双方在新物种、新技术、新资源等方面互有往来。公元前两千纪以前,绵羊、黄牛、冶金术以及小麦陆续从西方传入,而进入夏商周以后先后有兽首刀、马、马车、黄金制品、红玛瑙以及绿松石大料的传入。但是三代时期的“南来和北往”并不对等,二者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北方传入华夏世界的,是多种北方因素的物质文化或经由北方带来的自然资源,但极少有制度或信仰。而华夏诸国向北方地区输入的,则主要是观念、器用和技术,直接输入的资源似乎并不多。
  
  最后他从心理认同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对身处“华夏”或者认同“华夏”行为模式的人群而言,与周围邻居的界限在哪里,这些界限又是何时确定的,蕴含了有意识界定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身份标识的含义。界定及对界定的认同、维护,也投射在地理空间上,可以理解为不同人群共同体对于“疆”的理解,也就是古代社会对“疆域”的认同范围,这种认同,是体现在物质文化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两方面。对戎狄的心理认同,是华夏族群和国家难以逾越的门槛。他通过对婚姻、战争、盟誓、华夏的戎狄行为方式改革尝试,以及戎狄的华夏化努力,指出了华夏与戎狄的交往存在着复杂因素。
 
  专题演讲后,刘绪教授针对本次的活动主题和二位主讲人的演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由于我们对蒙古之前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了解较少,以往学界比较关注的是通过河西走廊与西部地区交往的路线。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与西方的交往包括了非常多的方面,如陶器、铸铜和冶铁的技术、马和马车、动物风格的器物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奢侈品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分别进行梳理,西北和北方两种不同的路线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此外,刘旭教授还提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河西走廊、新疆和蒙古早期马和车马器的发现,西岔、李家崖和辛庄等地发现的陶范等。
  此后,多位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交流。中央民族大学的肖小勇教授就之前讨论中提到的新疆多个遗址的绝对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曹大志博士回应了有关蒙古铸铜遗址发现的情况。多位学者还讨论了车、马、马车在中原的出现及其与西北方地区交流的问题。社科院考古所的陈相龙博士提出目前发现的较早的马骨的情况,并对C14测年方法本身的原理以及用木炭测年可能存在的多种不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楠教授讨论了有关蒙古中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的具体证据的问题。刘煜研究员就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指出了一些具体的早期铜器的研究现状以及目前冶金考古基础工作的薄弱之处。
  各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商周时期中原与北方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多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文标题:“边疆与民族考古”工作坊第四期 撰文:刘泽林  审校:曹大志、常怀颖、马赛  摄影:胡宇煊)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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