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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恩师 人生导师——缅怀张忠培先生
发布时间:2017-08-0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王巍    点击率:

张忠培先生
 
  2017年7月5日早晨,张忠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全国考古学界也处于悲哀的氛围之中。今天是张先生83周岁诞辰,也是他逝世一个月。作为他的学生,作为他在生前为之呕心沥血的中国考古学会的继任理事长,我在这里回忆张忠培先生对我自己、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考古学会乃至对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此作为对先生的追思和缅怀。

  启发式教学 培养分析能力

  1978年3月,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和其他22名同学进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当时的考古专业主任是张忠培先生。我们进入大学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专业课。第一个专业课就是由张忠培先生主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张忠培先生注意采用启发式教学,注意培养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根据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提出问题,以此作为他考核大家学习情况的重要参考。于是,我们就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找问题,向他请教。这确实非常锻炼人,如果你没有学懂弄通,提出的问题往往十分肤浅。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被张先生直截了当地顶了回去,他说:“你根本没有弄懂我讲的内容,回去好好看课堂笔记吧!”弄的这位同学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我们在旁边的同学们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打那以后,大家学习更加努力了,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靠谱”了,先生感受到了我们的进步,十分欣慰。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张先生督促我们提问题,培养了我们发现学术问题的能力,也为我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01年6月在考古所审核“七星河考古规划”

  教导学好哲学 培养科学思维

  在大学学习期间,张忠培先生经常和我们聊天。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学好哲学。我开始觉得很诧异,在当时我们的头脑中,哲学就是政治术语,“阶级斗争”。他解释道,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当做教条来背,而是要真正学懂弄通,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先生的意思,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实践,我体会到先生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考古遗存是客观的实物,除了带有当时文字的遗存之外,考古遗存本身是不能说话的,需要考古学家对其进行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受到阐释者的思维方式、学术体系的深刻影响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会对同一类考古遗存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因此,是否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关重要。

  这一点我是在实际研究中逐步体会到的。比如一个文化,有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也有外部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等,这是贯穿着辩证法的运动的、联系的和发展变化的观点的。虽然考古是研究实物的,大家都觉得最直接,但实际上文物中除了文字,多数是不能说话的,都要靠考古学者进行阐释。对这些遗迹和遗物采取什么方式加以解释,就涉及到研究者的思维方法了。我觉得辩证、唯物的观点,比如说物质是第一性的、质量互变的规律、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这些基本的观念,都是真理,在我们的研究中都能体会到。

  在我三十多年的考古实践和人生道路上,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正确性。在我在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就用运动的、全面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考古学文化和古代社会,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研究社会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的。可以说,先生当年让我们学好哲学,是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迷路的指南针,一副受用终生的灵丹妙药。

  在几十年的学习工作中,我体会到,先生本人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他的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超群,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注重研究各个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文化之间的互动;他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坚持从考古获得的实际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取得非凡的成功,是与他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法宝密不可分的。
 
2001年8月与宿白、徐萍芳、黄景略考察渤海上京城

  部署蔚县晋中考古 奠定吉大专业基础

  我们第一次实习地点选在了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筛子绫罗村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中,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发掘训练,大家第一次将在课堂学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知识付诸实践。蔚县筛子绫罗遗址的发掘成果算不上丰富,但它毕竟是我们班、是吉林大学、是中国考古学家在蔚县开展的第一次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蔚县考古的序幕。
   
  1981年,我们班到蔚县参加第二次考古(毕业)实习。到达蔚县之后,张先生安排我们班20多个同学每两人一组,每个组负责一个乡镇区域的调查。张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踏查,每个河流台地,每个土坡断面都要仔细查看,地面上每个陶片都要捡起来。于是,在蔚县范围内,我们班的同学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古调查。我们每组背着十斤挂面和一盒固体酱油以及行李,每天白天跑调查,要走几十公里;中午饭和晚饭在老乡家借一个锅,清水煮挂面,加点固体酱油调味,晚上住在生产队队部的大炕上。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全班分成几个组,对调查发现的几个重要遗址开展了考古试掘和对出土遗物进行整理。在蔚县,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纷纷打心里爱上了考古事业。蔚县考古先后两次,前后经历了近半年。在张忠培先生和其他留校的陈雍、许伟、张文军等年轻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田野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我们这些同学后来的考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之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也在河北、山西接受了同样的训练。

  蔚县考古和大约同时实施的晋中考古是张忠培先生有计划地将学生的考古实习与解决北纬40度线三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问题相结合,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奠定了吉林大学在北方考古领域的龙头地位,也开创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的建立,树立了吉大考古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学术传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改行的极少,大多数依然奋战在考古文博战线上,在三峡考古的大会战中,各单位的考古领队中,吉大毕业的占相当的比重(据说接近三分之二),每年评选新的考古领队,吉大毕业生所占得比例也往往是最高的。这些都与张忠培先生在吉大任教期间培养起来的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传统密切相关。

2002年8月与傅熹年、黄景略、陈雍来黑龙江论证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

  学好外语 开阔眼界

  张忠培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考古学家,在他执教吉大期间,几乎没有出过国。人们或许认为他是排斥国外考古学界的理论的。其实不然。早在我们上大学期间,他就不止一次教导我们要学好外语。他说,考古学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问,尤其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更是国际化很高的学问。国外考古学发展很快,我们必须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变化,借鉴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因此,要做好考古研究,必须学好外语,不能做井底之蛙。

  1981年初,据我们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和我谈话,告诉我教育部准备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表明我们国家学术交流方面将要实行开放政策,今后出国交流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学好外语。我听了先生的话以后,加强了日语听力和练习,并从图书馆借来日本考古学的书籍,开始自学日本考古学的知识。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后,我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日本考古学,还不时向在日本历史和考古学方面造诣极深的王仲殊先生请教日本考古学的问题,获益匪浅。1987年,日本方面希望接受我所派遣一位青年学者赴日本研修。由于我一直没有间断日语的学习,并初步掌握了日本考古学的一些知识,有一定的基础,经王仲殊先生推荐,研究所决定派遣我赴日留学。现在想起来,由于张先生在我大学期间嘱咐我要学好外语,涉猎日本考古学,为我后来的赴日留学打下了基础。

2001年6月与陈雍、徐伟、杨晶考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

  恩师指迷津 回归主战场

  1987年秋到1990年秋,我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在那里,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拿到了第一个博士学位。1993到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导师王仲殊先生,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1996年6月,我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这时的我,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继续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还是回到我的本行——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我犹豫不定,便向张先生求教。张先生沉思了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五个字——“回归主战场!”他解释说:“虽然你经过几年的留学,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资料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不能经常参加日本和韩国的考古发掘,不能及时掌握他们最新的考古资料,只能靠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资料进行研究。你在考古研究所可以自主设计课题,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上都是由你们研究所负责发掘,你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在国外学到的方法和意识运用到国内的考古研究之中,尽快在主战场做出成绩。”先生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坚定了在中国考古学主战场上大干一番的决心。于是,我向所领导表达了回归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意愿,并得到了所领导的同意。1996年9月开始到1998年秋季,我率领我所八位中青年学者开展了在偃师商城迄今规模最大的发掘,揭露出宫城内分三个时期修建的宫殿基址群,并发现了偃师商城宫城之外最早修建的外城,获得了1997年度的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99年,我又担任了周原考古队的领队,领导了西周时期宗庙基址的发掘,获得了田野考古三等奖。2003年和2004年,我又率领我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近30位学者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对商代晚期的冶铜遗址和居住区及墓地开展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4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收获,此项发掘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不是先生指导我回归主战场,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由衷地感谢先生在我学术道路重要选择的时刻给我指明的道路。

  考古所的高级顾问

  张忠培先生对考古所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和我说过,他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他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时,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后来,他被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没能去成考古所。我大学毕业时,是他力主把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使我得以在这个中国最高的考古研究机构成长。我能够感受到,我是带着先生对考古所的情怀和对我的殷切希望来到考古研究所的,我入所35年来,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辱没了吉林大学的名声。每当我有了一点点进步和成绩,先生都十分高兴和欣慰。1986年,我在《考古》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良渚文化玉琮刍议》,先生阅后很高兴,他对我说,大学毕业后三四年,能够发表不是以自己发掘的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表现了研究上的能力,是可贵的第一步。先生的鼓励,使我备受鼓舞。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奠定了我后来研究的基础。

  1998年,我担任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夏天起担任所长。到2017年初卸任,我先后担任考古研究所领导近20年。我在刚刚担任考古所副所长之初,就去张先生家,向他请教治所方略。他告诫我说:“你当了所领导,一定不要荒废了业务,不要脱离田野考古,这是考古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本钱。”按照他的教诲,我于1999年主持了陕西周原西周宗庙基址的发掘。2003和2004年,主持了建国60年以来在殷墟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对安阳孝民屯商代遗址和墓地的发掘。

  先生对考古所的帮助,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考古所工作方向的指导。每当在涉及到考古所研究方向、研究所五年发展规划、实施创新工程等重要的时候,我都会去向先生请教,把我的想法汇报给先生,请他予以指导,先生向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例如,都城考古要更多地注意城市布局的研究、要加强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要注意人才梯队建设,为“尖子”人才开小灶,促使他们更好的成长以及给青年学者更多的锻炼机会(包括让他们担任考古发掘的领队)、要加紧已经发掘但尚未编写发掘报告的“还账”等,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多次对我说:“现在,一些地方考古机构的领队不下工地,坐在屋里“遥控”,发掘和写记录甚至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都依赖技工,使田野考古的质量和在田野考古中发现、解决学术问题的作用大打折扣,这种状况令人气愤,令人堪忧!你们考古所一直有领队蹲工地,在考古发掘现场指挥的好传统,一定要坚持这个传统,千万不要丢了这个传家宝啊!”我俩往往一谈就是半天,常常把一暖水瓶开水都喝完了,直到听到厨房里传来马老师开始炒菜的声音,我才意犹未尽地告辞。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先生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我担任考古所领导先后18年,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都以各种形式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张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名符其实的导师。

2015年3月15日考察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不辞辛劳检查考古现场 严格把好田野考古质量关

  张忠培先生一生到过的考古发掘现场数不胜数,仅考古研究所他就去过好十几处。无论是哪里的发掘工地,无论是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还是主动发掘,他所到之处,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丝不苟地考察,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发掘位置的选择、地层的划分、遗迹性质的判断、遗物的特征、现场的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指导,遇到做的不好的就当面批评,不留情面,看到做得好的遗址,或有重要突破的发现的,他就兴高采烈,大加称赞。

  我认为,他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贡献,绝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策划和主持的发掘项目,而是和其他几位先生一道,共同承担起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责任。中国的田野考古能有今天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考古发掘后不写发掘报告就是犯罪”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显著发展。每年在各地实施的考古发掘达上千项之多,其中规模较大,发现比较重要就有上百项。因为地方考古机构人手比较紧张,往往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发掘没能及时编写发掘报告。还有文革前的一些考古发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或散失,或分散在几个发掘参加者的手里,以至于难以编写出发掘报告。张忠培先生一直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考古发掘不编写发掘报告就是犯罪!他在各种会议上,在各地的视察时,在和同行的谈话中,都大声疾呼要抓紧考古报告的编写,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吉林大学在河北和山西开展的考古工作的报告由于当事人都先后调离吉大,承担其他工作等原因,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滞后,这成为先生一直以来的“心病”,经过他的亲力亲为,多次催促和参与者克服重重困难,几部报告或已出版,或近期将会面世。

  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经费一直是制约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瓶颈”,正是在张忠培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于十年前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并提出原则上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的要求。这一系列措施,使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主导学会复兴 担当学界领袖

  1979年,由夏鼐先生为首创立的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张忠培先生先后当选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在1989年当选学会常务理事;1999年当选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8年,经历了八年整顿而一直未能开展正常活动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恢复了活动,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张忠培先生为学会的正常活动付出了大量精力,从参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到换届后理事会的人员构成,再到大会的日程,他都亲自策划,周密部署,经过他的运筹帷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学会换届大会开得很成功。张先生当选考古学会第五任理事长。此后,他把学会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那时,经常找任学会秘书长的我和学会秘书处的同志去汇报学会的工作。学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主办每年一次的年会。2008年至2013年,先后在北京、哈尔滨、武汉、嘉兴和石家庄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的第十一次到第十五次年会,年会的主题分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2008,北京)、东北地区考古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实践(2009,哈尔滨)、三峡考古发现研究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010,武汉);长江下游的考古学研究暨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2011,嘉兴);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及其他(2012,石家庄)。通过这些主题可以看出,作为学会理事长,始终将关系到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召开每次数以百人参加的考古学会年会,无论是会议主题的确定还是会议的组织,特别是食宿行的安排,无论对哪个省来说,都不是一件件轻而易举的事。为了寻找愿意承接学会年会的省份,张忠培先生可以说是费劲了心力。十四次年会原计划2011年在西北某省召开,但就在离开会的日期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该省突然提出,因经费缺口较大而不能承办了,搞得学会秘书处措手不及,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赶紧向先生报告。先生听后很冷静地说:“他们一定是实在有困难才出此下策的。我来想办法。”不久,他就运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长期以来与浙江省文物界形成的良好关系,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政府承接了这次年会,使第十四次年会于当年11月在嘉兴顺利召开。

  为了加强学会在学术方面的引领作用,先生积极筹划玉文化论坛,先后开了三届,有力地促进了玉文化的研究。玉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从收藏家为主,到文物学家为主,再到考古学家为主的变化,先生为核心的玉文化研究在促进考古学家进入玉文化并占据核心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还十分关心学会年鉴的编辑出版,坚持中国考古学会应当与《中国文物报》共同主办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在他的领导下,考古学会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发挥了其在全国考古学界的核心作用。2013年,也是在张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考古学会顺利实现了换届。中国考古学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是与张忠培先生对学会投入大量精力和领导有方密不可分的。

  “有价让无价”——文物保护 忠诚卫士

  张忠培先生生前对我国文物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多次参加诸如三峡工程、铜绿山铜矿、南水北调等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遗址保护的论证会、咨询会,在会上,他无论是面对地位多高的地方领导,他都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言,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据理力争,他常常是出席此类会议的专家中是态度最为坚定,语气最为激烈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有价让无价”,即经济建设工程一定要让位于文化遗产保护,因为古遗址、古墓葬等遗存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生,因此,经济建设工程必须让位于文物保护,这是不容谈判的,他的发言既有理,又有情,往往令与会的各界人士都十分信服、钦佩。正是由于他和其他几位考古学界前辈以及全国文物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使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破坏。可以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他在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从文化遗产不能再生的角度来说,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意义更为深远。

  “把考古学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之中”

  张忠培先生生前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曾就此专门求教过他。我说,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之中,会不会使考古学失去了独立性?他回答说:“我说的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是说要在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考虑到文物保护的需要,也就是在制定考古发掘计划、审批考古发掘项目申请、实施考古调查发掘、发掘之后发掘区域的保护、遗址博物馆或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等环节都要服务于文物保护,当上述各个环节和文物保护发生矛盾时(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且多数可以避免),考古工作要让位于文物保护。”张先生的话,让我顿开茅塞,以前是我没有理解先生说此话的真意。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其工作和研究自有其自身学术规范和规律,它和文物保护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为考古学研究保留珍贵的资源;只有发掘好、研究好这些文化遗存,才能更好地揭示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任何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张忠培先生是继夏鼐、苏秉琦之后,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他创建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率领吉大考古师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开辟一片新天地,打造出中国考古教育和研究的重镇;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通过考古资料结合民族学材料开展古代文化谱系与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他坚持务实求真,“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远离炒作,为考古学界端正学风做出了表率;是他身体力行,注重田野考古,创造性地运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谱系论”、“文明论”、“国家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他高度关注文物保护,奔走呼号,直言谏诤,使一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破坏;是他领导中国考古学会结束徘徊,走出低谷,开创发展新纪元,引领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是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盲目崇拜国外同行的理论方法,走自己的路,注重总结中国考古学积累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创立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为形成和发展中国考古学派作出了突出贡献。上述这些贡献使他成为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界的领袖级人物,成为新一代的宗师巨匠。

  张忠培先生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贡献巨大,而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与人为善,刚直不阿,是各个年龄段同行的良师益友,为考古学界广为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张忠培先生都堪称典范,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张忠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巨大损失。

  我们悼念、缅怀张忠培先生,要继承他的遗志,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把老一辈考古学家开创的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告慰张忠培先生的在天之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先生千古!                                  
                                  王 巍
                                2017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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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恩师 人生导师——缅怀张忠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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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培先生
 
  2017年7月5日早晨,张忠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全国考古学界也处于悲哀的氛围之中。今天是张先生83周岁诞辰,也是他逝世一个月。作为他的学生,作为他在生前为之呕心沥血的中国考古学会的继任理事长,我在这里回忆张忠培先生对我自己、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中国考古学会乃至对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此作为对先生的追思和缅怀。

  启发式教学 培养分析能力

  1978年3月,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和其他22名同学进入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当时的考古专业主任是张忠培先生。我们进入大学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专业课。第一个专业课就是由张忠培先生主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张忠培先生注意采用启发式教学,注意培养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根据他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提出问题,以此作为他考核大家学习情况的重要参考。于是,我们就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找问题,向他请教。这确实非常锻炼人,如果你没有学懂弄通,提出的问题往往十分肤浅。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被张先生直截了当地顶了回去,他说:“你根本没有弄懂我讲的内容,回去好好看课堂笔记吧!”弄的这位同学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我们在旁边的同学们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打那以后,大家学习更加努力了,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靠谱”了,先生感受到了我们的进步,十分欣慰。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张先生督促我们提问题,培养了我们发现学术问题的能力,也为我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01年6月在考古所审核“七星河考古规划”

  教导学好哲学 培养科学思维

  在大学学习期间,张忠培先生经常和我们聊天。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学好哲学。我开始觉得很诧异,在当时我们的头脑中,哲学就是政治术语,“阶级斗争”。他解释道,哲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当做教条来背,而是要真正学懂弄通,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先生的意思,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实践,我体会到先生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考古遗存是客观的实物,除了带有当时文字的遗存之外,考古遗存本身是不能说话的,需要考古学家对其进行阐释,而这种阐释是受到阐释者的思维方式、学术体系的深刻影响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往往会对同一类考古遗存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因此,是否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关重要。

  这一点我是在实际研究中逐步体会到的。比如一个文化,有其内部的矛盾运动,也有外部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等,这是贯穿着辩证法的运动的、联系的和发展变化的观点的。虽然考古是研究实物的,大家都觉得最直接,但实际上文物中除了文字,多数是不能说话的,都要靠考古学者进行阐释。对这些遗迹和遗物采取什么方式加以解释,就涉及到研究者的思维方法了。我觉得辩证、唯物的观点,比如说物质是第一性的、质量互变的规律、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这些基本的观念,都是真理,在我们的研究中都能体会到。

  在我三十多年的考古实践和人生道路上,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先生教诲的正确性。在我在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就用运动的、全面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考古学文化和古代社会,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研究社会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的。可以说,先生当年让我们学好哲学,是给了我们一个防止迷路的指南针,一副受用终生的灵丹妙药。

  在几十年的学习工作中,我体会到,先生本人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他的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超群,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注重研究各个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文化之间的互动;他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坚持从考古获得的实际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取得非凡的成功,是与他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法宝密不可分的。
 
2001年8月与宿白、徐萍芳、黄景略考察渤海上京城

  部署蔚县晋中考古 奠定吉大专业基础

  我们第一次实习地点选在了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筛子绫罗村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中,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发掘训练,大家第一次将在课堂学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知识付诸实践。蔚县筛子绫罗遗址的发掘成果算不上丰富,但它毕竟是我们班、是吉林大学、是中国考古学家在蔚县开展的第一次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蔚县考古的序幕。
   
  1981年,我们班到蔚县参加第二次考古(毕业)实习。到达蔚县之后,张先生安排我们班20多个同学每两人一组,每个组负责一个乡镇区域的调查。张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详细踏查,每个河流台地,每个土坡断面都要仔细查看,地面上每个陶片都要捡起来。于是,在蔚县范围内,我们班的同学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古调查。我们每组背着十斤挂面和一盒固体酱油以及行李,每天白天跑调查,要走几十公里;中午饭和晚饭在老乡家借一个锅,清水煮挂面,加点固体酱油调味,晚上住在生产队队部的大炕上。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全班分成几个组,对调查发现的几个重要遗址开展了考古试掘和对出土遗物进行整理。在蔚县,我们经受了严格的田野考古训练,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纷纷打心里爱上了考古事业。蔚县考古先后两次,前后经历了近半年。在张忠培先生和其他留校的陈雍、许伟、张文军等年轻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对田野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报告编写的程序和方法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我们这些同学后来的考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之后的七八级、七九级也在河北、山西接受了同样的训练。

  蔚县考古和大约同时实施的晋中考古是张忠培先生有计划地将学生的考古实习与解决北纬40度线三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问题相结合,实施的重大战略部署,奠定了吉林大学在北方考古领域的龙头地位,也开创了吉林大学结合考古实习,培养学生掌握田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基本训练的教学体系的建立,树立了吉大考古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重视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学术传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改行的极少,大多数依然奋战在考古文博战线上,在三峡考古的大会战中,各单位的考古领队中,吉大毕业的占相当的比重(据说接近三分之二),每年评选新的考古领队,吉大毕业生所占得比例也往往是最高的。这些都与张忠培先生在吉大任教期间培养起来的热爱考古事业,重视田野考古,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传统密切相关。

2002年8月与傅熹年、黄景略、陈雍来黑龙江论证阿城刘秀屯金代大型宫殿基址

  学好外语 开阔眼界

  张忠培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考古学家,在他执教吉大期间,几乎没有出过国。人们或许认为他是排斥国外考古学界的理论的。其实不然。早在我们上大学期间,他就不止一次教导我们要学好外语。他说,考古学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学问,尤其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更是国际化很高的学问。国外考古学发展很快,我们必须及时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变化,借鉴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因此,要做好考古研究,必须学好外语,不能做井底之蛙。

  1981年初,据我们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和我谈话,告诉我教育部准备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表明我们国家学术交流方面将要实行开放政策,今后出国交流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学好外语。我听了先生的话以后,加强了日语听力和练习,并从图书馆借来日本考古学的书籍,开始自学日本考古学的知识。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后,我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日本考古学,还不时向在日本历史和考古学方面造诣极深的王仲殊先生请教日本考古学的问题,获益匪浅。1987年,日本方面希望接受我所派遣一位青年学者赴日本研修。由于我一直没有间断日语的学习,并初步掌握了日本考古学的一些知识,有一定的基础,经王仲殊先生推荐,研究所决定派遣我赴日留学。现在想起来,由于张先生在我大学期间嘱咐我要学好外语,涉猎日本考古学,为我后来的赴日留学打下了基础。

2001年6月与陈雍、徐伟、杨晶考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

  恩师指迷津 回归主战场

  1987年秋到1990年秋,我赴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在那里,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拿到了第一个博士学位。1993到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导师王仲殊先生,攻读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1996年6月,我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这时的我,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继续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还是回到我的本行——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我犹豫不定,便向张先生求教。张先生沉思了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五个字——“回归主战场!”他解释说:“虽然你经过几年的留学,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资料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不能经常参加日本和韩国的考古发掘,不能及时掌握他们最新的考古资料,只能靠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资料进行研究。你在考古研究所可以自主设计课题,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基本上都是由你们研究所负责发掘,你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在国外学到的方法和意识运用到国内的考古研究之中,尽快在主战场做出成绩。”先生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坚定了在中国考古学主战场上大干一番的决心。于是,我向所领导表达了回归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意愿,并得到了所领导的同意。1996年9月开始到1998年秋季,我率领我所八位中青年学者开展了在偃师商城迄今规模最大的发掘,揭露出宫城内分三个时期修建的宫殿基址群,并发现了偃师商城宫城之外最早修建的外城,获得了1997年度的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99年,我又担任了周原考古队的领队,领导了西周时期宗庙基址的发掘,获得了田野考古三等奖。2003年和2004年,我又率领我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近30位学者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对商代晚期的冶铜遗址和居住区及墓地开展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4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收获,此项发掘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不是先生指导我回归主战场,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由衷地感谢先生在我学术道路重要选择的时刻给我指明的道路。

  考古所的高级顾问

  张忠培先生对考古所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和我说过,他认为,中国最适合做考古研究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年他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时,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后来,他被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没能去成考古所。我大学毕业时,是他力主把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使我得以在这个中国最高的考古研究机构成长。我能够感受到,我是带着先生对考古所的情怀和对我的殷切希望来到考古研究所的,我入所35年来,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辱没了吉林大学的名声。每当我有了一点点进步和成绩,先生都十分高兴和欣慰。1986年,我在《考古》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良渚文化玉琮刍议》,先生阅后很高兴,他对我说,大学毕业后三四年,能够发表不是以自己发掘的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表现了研究上的能力,是可贵的第一步。先生的鼓励,使我备受鼓舞。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奠定了我后来研究的基础。

  1998年,我担任了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夏天起担任所长。到2017年初卸任,我先后担任考古研究所领导近20年。我在刚刚担任考古所副所长之初,就去张先生家,向他请教治所方略。他告诫我说:“你当了所领导,一定不要荒废了业务,不要脱离田野考古,这是考古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本钱。”按照他的教诲,我于1999年主持了陕西周原西周宗庙基址的发掘。2003和2004年,主持了建国60年以来在殷墟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对安阳孝民屯商代遗址和墓地的发掘。

  先生对考古所的帮助,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考古所工作方向的指导。每当在涉及到考古所研究方向、研究所五年发展规划、实施创新工程等重要的时候,我都会去向先生请教,把我的想法汇报给先生,请他予以指导,先生向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例如,都城考古要更多地注意城市布局的研究、要加强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要注意人才梯队建设,为“尖子”人才开小灶,促使他们更好的成长以及给青年学者更多的锻炼机会(包括让他们担任考古发掘的领队)、要加紧已经发掘但尚未编写发掘报告的“还账”等,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多次对我说:“现在,一些地方考古机构的领队不下工地,坐在屋里“遥控”,发掘和写记录甚至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都依赖技工,使田野考古的质量和在田野考古中发现、解决学术问题的作用大打折扣,这种状况令人气愤,令人堪忧!你们考古所一直有领队蹲工地,在考古发掘现场指挥的好传统,一定要坚持这个传统,千万不要丢了这个传家宝啊!”我俩往往一谈就是半天,常常把一暖水瓶开水都喝完了,直到听到厨房里传来马老师开始炒菜的声音,我才意犹未尽地告辞。他的很多真知灼见我都应用到治所的实践之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先生不仅是我进入考古领域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指导我治所的导师,我担任考古所领导先后18年,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都以各种形式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张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名符其实的导师。

2015年3月15日考察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不辞辛劳检查考古现场 严格把好田野考古质量关

  张忠培先生一生到过的考古发掘现场数不胜数,仅考古研究所他就去过好十几处。无论是哪里的发掘工地,无论是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还是主动发掘,他所到之处,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丝不苟地考察,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发掘位置的选择、地层的划分、遗迹性质的判断、遗物的特征、现场的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指导,遇到做的不好的就当面批评,不留情面,看到做得好的遗址,或有重要突破的发现的,他就兴高采烈,大加称赞。

  我认为,他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贡献,绝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策划和主持的发掘项目,而是和其他几位先生一道,共同承担起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责任。中国的田野考古能有今天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考古发掘后不写发掘报告就是犯罪”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显著发展。每年在各地实施的考古发掘达上千项之多,其中规模较大,发现比较重要就有上百项。因为地方考古机构人手比较紧张,往往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发掘没能及时编写发掘报告。还有文革前的一些考古发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或散失,或分散在几个发掘参加者的手里,以至于难以编写出发掘报告。张忠培先生一直积极倡导要及时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他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考古发掘不编写发掘报告就是犯罪!他在各种会议上,在各地的视察时,在和同行的谈话中,都大声疾呼要抓紧考古报告的编写,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吉林大学在河北和山西开展的考古工作的报告由于当事人都先后调离吉大,承担其他工作等原因,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滞后,这成为先生一直以来的“心病”,经过他的亲力亲为,多次催促和参与者克服重重困难,几部报告或已出版,或近期将会面世。

  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经费一直是制约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的“瓶颈”,正是在张忠培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国家文物局于十年前专门设立了考古发掘报告出版经费,并提出原则上发掘结束后三年内应当完成发掘报告编写任务的要求。这一系列措施,使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得以及时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主导学会复兴 担当学界领袖

  1979年,由夏鼐先生为首创立的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张忠培先生先后当选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在1989年当选学会常务理事;1999年当选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8年,经历了八年整顿而一直未能开展正常活动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恢复了活动,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张忠培先生为学会的正常活动付出了大量精力,从参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到换届后理事会的人员构成,再到大会的日程,他都亲自策划,周密部署,经过他的运筹帷幄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学会换届大会开得很成功。张先生当选考古学会第五任理事长。此后,他把学会的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那时,经常找任学会秘书长的我和学会秘书处的同志去汇报学会的工作。学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主办每年一次的年会。2008年至2013年,先后在北京、哈尔滨、武汉、嘉兴和石家庄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的第十一次到第十五次年会,年会的主题分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2008,北京)、东北地区考古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与实践(2009,哈尔滨)、三峡考古发现研究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010,武汉);长江下游的考古学研究暨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2011,嘉兴);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及其他(2012,石家庄)。通过这些主题可以看出,作为学会理事长,始终将关系到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召开每次数以百人参加的考古学会年会,无论是会议主题的确定还是会议的组织,特别是食宿行的安排,无论对哪个省来说,都不是一件件轻而易举的事。为了寻找愿意承接学会年会的省份,张忠培先生可以说是费劲了心力。十四次年会原计划2011年在西北某省召开,但就在离开会的日期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该省突然提出,因经费缺口较大而不能承办了,搞得学会秘书处措手不及,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赶紧向先生报告。先生听后很冷静地说:“他们一定是实在有困难才出此下策的。我来想办法。”不久,他就运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长期以来与浙江省文物界形成的良好关系,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政府承接了这次年会,使第十四次年会于当年11月在嘉兴顺利召开。

  为了加强学会在学术方面的引领作用,先生积极筹划玉文化论坛,先后开了三届,有力地促进了玉文化的研究。玉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从收藏家为主,到文物学家为主,再到考古学家为主的变化,先生为核心的玉文化研究在促进考古学家进入玉文化并占据核心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还十分关心学会年鉴的编辑出版,坚持中国考古学会应当与《中国文物报》共同主办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在他的领导下,考古学会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发挥了其在全国考古学界的核心作用。2013年,也是在张先生的主导下,中国考古学会顺利实现了换届。中国考古学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是与张忠培先生对学会投入大量精力和领导有方密不可分的。

  “有价让无价”——文物保护 忠诚卫士

  张忠培先生生前对我国文物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多次参加诸如三峡工程、铜绿山铜矿、南水北调等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遗址保护的论证会、咨询会,在会上,他无论是面对地位多高的地方领导,他都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言,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声疾呼,据理力争,他常常是出席此类会议的专家中是态度最为坚定,语气最为激烈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有价让无价”,即经济建设工程一定要让位于文化遗产保护,因为古遗址、古墓葬等遗存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生,因此,经济建设工程必须让位于文物保护,这是不容谈判的,他的发言既有理,又有情,往往令与会的各界人士都十分信服、钦佩。正是由于他和其他几位考古学界前辈以及全国文物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使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破坏。可以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亚于他在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从文化遗产不能再生的角度来说,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意义更为深远。

  “把考古学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之中”

  张忠培先生生前一直倡导要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曾就此专门求教过他。我说,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之中,会不会使考古学失去了独立性?他回答说:“我说的把考古学纳入到文物保护体系之中,是说要在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考虑到文物保护的需要,也就是在制定考古发掘计划、审批考古发掘项目申请、实施考古调查发掘、发掘之后发掘区域的保护、遗址博物馆或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等环节都要服务于文物保护,当上述各个环节和文物保护发生矛盾时(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且多数可以避免),考古工作要让位于文物保护。”张先生的话,让我顿开茅塞,以前是我没有理解先生说此话的真意。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其工作和研究自有其自身学术规范和规律,它和文物保护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为考古学研究保留珍贵的资源;只有发掘好、研究好这些文化遗存,才能更好地揭示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也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任何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张忠培先生是继夏鼐、苏秉琦之后,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他创建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率领吉大考古师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开辟一片新天地,打造出中国考古教育和研究的重镇;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通过考古资料结合民族学材料开展古代文化谱系与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他坚持务实求真,“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远离炒作,为考古学界端正学风做出了表率;是他身体力行,注重田野考古,创造性地运用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谱系论”、“文明论”、“国家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他高度关注文物保护,奔走呼号,直言谏诤,使一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破坏;是他领导中国考古学会结束徘徊,走出低谷,开创发展新纪元,引领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是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盲目崇拜国外同行的理论方法,走自己的路,注重总结中国考古学积累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创立的中国考古学体系,为形成和发展中国考古学派作出了突出贡献。上述这些贡献使他成为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界的领袖级人物,成为新一代的宗师巨匠。

  张忠培先生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贡献巨大,而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与人为善,刚直不阿,是各个年龄段同行的良师益友,为考古学界广为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张忠培先生都堪称典范,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张忠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巨大损失。

  我们悼念、缅怀张忠培先生,要继承他的遗志,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把老一辈考古学家开创的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告慰张忠培先生的在天之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先生千古!                                  
                                  王 巍
                                2017年8月5日
 

作者:王巍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